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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信息時報》9月4日報道，針對《廣東省愛國衛生工作條例》中“倡導不得隨地吐痰、便溺，亂扔果皮、紙屑、口香糖、廢電池、各種食品包裝物等廢棄物；倡導不吃野生動物”等條款，廣東省衛生廳建議對亂扔果皮等實行罰款。“不罰難管理”，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蘭芳對此表示不能一罰了事。
為什么廣東省衛
生廳提出了“不罰款難管理”的說法？為什么也有人認為“不能一罰了事”？難道“一罰款”，管理就好了嗎？“罰款”真的是管理的靈丹妙藥嗎？事實上，“管理就是罰款”早已被公眾所抨擊，為什么有關部門還是死死抓住“罰款”不放呢？更何況在確立服務型政府和進行公共行政的道路上，“罰款”多少被認為是謀取部門利益。在筆者看來，“不罰款難管理”就是把“部門職責利益化”的表現。
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部門行政存在的部分經濟基礎依然存在。一些部門的職能不是滿足社會的公共需要，而是沿襲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職能服從狹隘的部門需要與行業需要，自己立規矩，自我確定利益，將部門利益塞進自己的職責，從而使部門職責利益化。執行就是親自去實現這種利益，弱化了為社會公共利益服務的功能。決策是利益的劃分，執行是利益的實現，部門利益實現也有了“一條龍”。
部門利益難以弱化和遏制，說明行政權力太大。行政權既是管理領域最廣、自由裁量最大、與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個人利益關系最密切的一種國家權力，又是最容易違法或濫用的一項國家權力。行政權力力量的大小，是由行政權力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實際作用決定的。如果有關部門靠罰款作為經費保證，這樣的部門是不可能去進行公共管理的。
廣東省衛生廳所說的“不罰款難管理”，
實際上就是把部門職責利益化了，明明是在違背公共利益的索取，卻理直氣壯，心安理得，是對公共行政的背離。之所以出現這種“不罰款難管理”的看法，是衛生廳從部門利益考慮，習慣于“屁股指揮腦袋”，由部門大小左右的職責配置所決定的。把執法看作是一種以公眾為對象，以國家強制執法力為手段的產業，是行政權力沒有得到合理限制的反映。“不罰款難管理”，說明有關部門還沒有真正確立服務行政和公共行政的理念，說明在確立服務型政府的道路上，我們還有許多觀念需要更新。
（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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