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北京發生的“男子約會遭打溺亡”事件終于有了新的進展，遭人追打落水致死的鄭金壽家屬收到了北京市朝陽公安分局下發的不予立案通知書。受害人家屬不服此通知，決定申請行政復議（見9月7日《北京晨報》）。
警方不予立案——這個結果實在出人意料，因為從前一段時間媒體報道來看，死者遭到追打的事實
非常清楚，警方接到報案后也將現場的一名嫌疑人帶走，并表示要進行審理，同時，現場的多位目擊者也向公眾描述了死者生前遭到追打的情節。這個案件是比較清楚的，即便不是一起故意殺人案，至少也是一起刑事死亡案件，但是，警方做出不予立案的決定實在令人費解。
不久前也同樣有兩起類似的案件，接到了警方不予立案的通知。
警方不予立案就意味著這幾起死亡事件都不是刑事案件，就不需要進入刑事偵察，也就沒有什么兇手可以追究。對此，不僅死者家屬不會滿意，就是社會公眾也不能答應，但是，這又能怎樣呢？京華時報日前報道說，有家屬曾就不予立案的決定提出行政復議，得到的結果仍是維持原來的決定。照此看來，鄭金壽家屬希望復議討回公道的可能性也很渺茫。
按照我國的法律，如果公安機關不予立案而群眾又不服的，可以提請當地檢察機關進行立案監督。但是如果檢察機關也認為不能立案，往往只能就此作罷。這就是說，上述幾位死者的家屬如果花費很大的代價爭取到檢察機關的監督，但仍然認定不予立案的話，即便有冤、即便是疑點重重，他們也沒有辦法了。
中國有句俗語叫“人不能白死”，這話的意思就是說：死要死的明明白白，不能死的不清不楚。現在，有責任把死因說明白的警方又不予立案，明顯有違社會的公正。筆者還注意到一個問題，類似的警方不予立案事件在近期比較集中、頻繁的出現，這其中的奧妙又是什么呢？
記得今年初，公安部推出了全國公安機關偵破命案專項行動。當時的輿論對此有兩種評價，一是認為這個專項行動好，對于刑偵工作提出了高標準的要求；還有一種認為命案必破根本不可能，在世界刑偵史上一起案件幾十年破不了的多的是，這在刑偵學上被稱為“犯罪黑數”。對公安機關偵破命案提出高標準是好的，但是，如果脫離刑偵工作的實際在一段時期內提出過高的要求，無疑就會助長兩種風氣：要么對已立案的案件采取超常規的突擊手段，比如采取刑訊逼供，希望屈打成招；要么對新發生的死亡案件盡可能的回避，規避命案難破的風險，既然沒有立案則無所謂是否必破了。上述所提到的幾起被拒絕立案的事件很可能就是碰到了這個灰色的現實，成了警方逃避責任的犧牲品。
原本愿望良好的偵破命案專項行動，結果卻出了“不予立案”這樣一個副產品，令人遺憾。這再次提醒人們，當提出“命案必破”這樣的高標準的時候，首先就應該有一個“命案必立”的前提條件，缺少應有的前提，任何高標準都是空中樓閣，會遺禍無窮。
確立“命案必立”的原則，必須進行制度創新，必須要有對死亡事件的問責追懲制度。決定不立案，并造成兇手多年逍遙法外的，必須追究責任。同時，也有必要引入公開的聽證制度，把證據和辦案情況都向社會公開，全面接受檢察機關和社會各界的監督和評判，防止部分公安機關惡意逃避責任。（康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