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1921年8月，中共一大從上海緊急遷移至嘉興舉行，中國共產黨就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誕生了，南湖便得“圣湖”美譽。
無獨有偶。1932年5月，韓國臨時政府也被迫從上海緊急搬遷至嘉興，并于1935年10月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確立了“韓國國父”金九在韓
國獨立運動中的領導地位，這次會議是韓國獨立運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其意義與我國的遵義會議相似。金九在嘉興度過了他在華26年多流亡生涯中最艱難的歲月，關于這一段歷史恐怕就鮮為人知了。
金九像（人民網記者 呂鴻 攝）
同樣富有故事性的是，從中共一大會址在上海的興業路向南過自忠路幾十米就到了韓國臨時政府在上海的遺址——馬當路306弄，兩處不過百米之遙。
2004年11月，韓國前駐華大使權丙鉉在韓國首都漢城接受本網記者專訪時談到了上述有關歷史，引起了記者的濃厚興趣。一個月后，記者專程前往嘉興采訪，沿著當年金九在嘉興的避難足跡，那一段中韓兩國人民共抗日寇的歷史隨即在記者眼前重現。
白凡金九：為獨立而戰
金九，號白凡，生于1876年，曾因抗日3次被捕入獄，度過了近達10年的鐵窗生涯。1919年3月1日，漢城爆發了偉大的反日示威游行，遭到了日本殖民當局的血腥鎮壓，“3·11”運動遂告失敗，但在韓國人民心中卻是一個偉大紀元的開始。此后，大批韓國愛國人士流亡中國，金九也于當年4月來到上海，并加入了剛剛成立的韓國臨時政府，最初任警務局長，最后任主席。臨時政府先后在中國數次“搬家”，最后到重慶。1945年11月，臨時政府成員離華回韓。日本投降后，金九為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自主的韓國進行了百折不撓的斗爭，1949年6月不幸被謀殺。韓國人民以最隆重的禮儀厚葬之。
在金九的自傳《白凡逸志》中，金九用他親身的經歷，描述了韓國人民在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中，韓中兩國人民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真實情感，其中尤其使這位錚錚鐵漢沒齒難忘的是“4·29”事件上海虹口公園炸彈案以后，他亡命嘉興的那一段經歷——1932年5月到1936年2月——這段時間并不長，但對金九和韓國獨立運動而言，意義重大，因為這是金九處于最危難、韓國獨立運動處于最低潮之時。期間，金九于1933年5月拜會了蔣介石，從而取得了當時國民政府對金九的正式支持。
1932年4月29日，金九指派愛國義士尹奉吉潛入虹口公園日本慶祝“天長節”（天皇的生日）大會會場。尹奉吉向臺上投擲炸彈，炸死日本駐上海陸軍總司令白川義則等日本軍政要員，尹奉吉被捕壯烈犧牲。事件震驚了全世界，它表明韓國抗日力量的存在，也大大鼓舞了中韓兩國人民的斗志。事后，日寇瘋狂報復，大肆逮捕在滬韓僑和中國人。這時，金九發表了一篇題為《虹口公園炸彈案之真相》的公開信，聲明此案由他一人策劃。公開信被中外各大媒體登載。日寇懸賞60萬大洋輯拿金九。5月20日，辛亥革命元老、曾任浙江省主席、上海抗日救援會會長、上海法學院院長褚輔成冒著個人和家人的生命危險，掩護金九和其他幾位臨時政府要員及其家屬從上海緊急轉移到他的家鄉嘉興避難，最后使金九成功脫離險境。
情醉嘉興：盡興南北湖
為確保安全，褚輔成安排金九單獨到梅灣街76號他養子陳桐生家中居住，而其他臨時政府要員及家屬則住在離金九住所只有約500米遠的南門日暉橋17號，他們多數不知道金九就住在附近。
梅灣街76號為兩層建筑，坐南朝北，磚木結構，建于民國初年，建筑面積266平方米，它前臨梅灣街，后傍西南湖。日暉橋17號為晚清院落式二層樓房，建筑面積259平方米。
“這是建在（南）湖邊的半洋式房子，構造非常精巧，由窗外可望見秀綸絲廠，風景極為優美。”金九在《白凡逸志》中寫道：“嘉興沒有山，但湖與運河像魷魚須似的四通八達，因此連七八歲的小孩子都會撐船。由于土地非常肥沃，所以物產豐富，人心淳厚，與上海迥然不同。”
過了一月有余，由于日寇在上海搜捕不到金九，便懷疑他躲至滬杭線一帶，并派密探到鐵路沿線進行偵察。于是，褚輔成決定讓金九到他兒子褚鳳章夫人朱佳蕊的娘家海鹽暫避。朱家在海鹽縣城西南方40余里處的南北湖有一處避暑山莊（即載青別墅），剛好空閑著。金九在《白凡逸志》中說：“朱氏是褚鳳章繼室，剛生第一個嬰兒，是位年輕美麗的夫人。褚先生只請他太太一人陪我，乘了一整天輪船送我到了海鹽縣城朱家……在海鹽朱宅過了一夜，第二天再和褚夫人一同乘汽車到六里堰，從那里向西南爬五六里的山路。褚夫人穿著高跟鞋，在七八月炎日之下，爬山過嶺，不時用手帕拭著汗。褚夫人娘家的女婢帶者我的食物和其他日用品跟隨著。”金九感慨到：“我看到這光景真想把這場面攝成影片傳給萬代子孫，但這又怎能辦得到呢？若國家獨立的話，我的子孫或我的同胞，誰能不感謝褚夫人這樣的誠意和親切呢？雖然不能攝成影片，但還可以用文字傳下去，所以記下這一段往事以資紀念。”
臨青山綠水而居，伴雞犬桑麻而讀，是中國古代讀書人一種很深的情結。金九避難的南北湖載青別墅，其本意也是讀書人緣于向往山野和田園而建，它隱于山林，而其窗外則是粼粼碧水。如今，它已被辟為金九避難處紀念館，看罷其中展覽內容，便可知曉金九和韓國獨立運動之大概。
對于南北湖，金九是這樣描寫的：“此處風景優美，真是名家建山莊的好地方。爬上山峰，可以眺望大海，左右兩邊是青松和紅葉，此情此景，使游客不禁有一種游子悲秋風之感。”
1933年2月，因被當地警察知曉，金九重回嘉興。金九起先仍住在梅灣街76號，后搬到陳桐生親戚孫永寶在嘉興郊外的嚴家浜老家，但更多的則是與船娘朱愛寶在船上過著漂流的生活。
對于掩護服侍他多年的朱愛寶，金九自稱：“我和她在不知不覺中產生了類似夫婦的感情，她照顧我實在功勞不小，當時我認為一定后會有期，所以除了車資外，沒有給她足夠的錢，真是遺憾之至……”
那么，金九為何要找朱愛寶這樣一位船娘呢？一次，金九單身一人外出被抓，并暴露了身份，所幸由褚鳳章保釋了出來。褚鳳章認為，金九獨自一人行動比較危險，最好由一位女士陪伴。金九采納了建議，但希望找一位沒有文化的船娘。當時，嘉興船娘甚多。至于怎么找到朱愛寶的，沒有歷史記錄。后來，金九還帶她到了南京，南京淪陷前，金九去了長沙，讓朱愛寶暫時回嘉興，總以為后會有期，但最終沒有，并失去了聯絡，朱愛寶的故事便從此成了一個謎，無從考證。對此，《嘉興日報》資深記者、浙江省女作家夏輦生，以浪漫主義手法于1999年發表了一篇力作《船月》。作者筆下的船娘朱愛寶在大運河上，給了韓國開國元勛金九一個漂泊和溫暖的“家”，但卻不知這個與她生活近5年之久的“男人”究竟是誰。小說在引言中這樣寫道：“這是誰也看不見，聽不到，讀不著的日記。日記是用一個船娘手中的櫓寫在水中的。這水隨著大運河的流淌，流淌……至今，已整整流淌了半個多世紀”。此后，夏輦生還創作了其他兩部長篇小說《虎步流亡》和《回歸天堂》，三部作品被稱為“韓流三部曲”，成功地塑造了金九和尹奉吉的文學形象，在韓國產生了極大反響，引起了國際文壇的關注，其中《船月》韓文版榮獲韓國政府獎。
金九在嘉興期間，對韓國獨立運動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此前的數十年，他在十分艱苦的環境下一直從事反日獨立斗爭。到嘉興后過著隱匿的生活，因而有時間對以往數十年的抗日獨立運動實踐進行全面的回顧和深刻的反思。他認識到，抗日獨立運動要從韓國的實際出發，韓國的各抗日黨派、團體必須團結起來統一對敵；要把民眾組織起來，建立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他還認為，日本軍國主義是韓中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因此，韓中兩國人民能夠團結一致，對付日本侵略者。
金九兒子：常回家看看
“我個人和中國有這樣密切的關系，在韓國恐怕找不到第二個。我生在上海，在中國讀小學、中學，后來又讀西南聯大（抗戰期間，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聯合在昆明建立的大學）。抗戰時，我又參加了中國空軍。現在，我經常來中國開同學會。在韓國，我沒有一個同學。我的同學都在中國。再說，我們家的三代人，我的祖母、母親和哥哥，都長眠在中國的土地上。所以，我對中國的感情跟一般人不同。我是半個中國人。來中國沒有出國的感覺，就像回家。”1995年12月，金九的兒子，曾任韓國空軍總參謀長、交通部長等要職的金信在訪問嘉興時動情地說了這一番肺腑之言。
金信生于1922年，母親在他出生后不僅便去世，中國內戰爆發后到韓國。從1988年金信首訪中國起，以后年年都來，迄今已達30多次。由于這種特殊背景和中國情結，金信后來成為韓中兩國建交的民間大使，為韓中兩國正式建交做出了貢獻。
“當年（1932年）在上海，3元大洋可以讓一個普通人生活一個月，而日寇懸賞60萬大洋捉我父親。中國人民不為金錢所動，從上海到嘉興到海鹽，到處受到中國人民的保護，這是一種多么可貴的精神。”1996年6月，金信第一次來到海鹽南北湖載青別墅憑吊時激動地說。他在紀念冊上揮筆書寫“飲水思源，韓中友誼”八個大字，表達了他對中國人民的一片真誠之心。
作為韓國獨立運動史上的重要一環，以及危難時刻中韓兩國人民共同反抗日本侵略的實物見證，嘉興金九避難處及韓國臨時政府要員住址自1997年開放以來，其影響在韓國日趨擴大，吸引著越來越多的韓國人來嘉興尋找他們前輩的足跡。1998年韓國前總統金大中訪華期間，意欲來嘉興，終因諸多原因而未能成行，但委派權丙鉉來嘉興金九避難處題字“韓中友誼”，以表達對中國人民和嘉興人民的謝意。1999年，韓國前總理李壽成遠道而來，只為瞻仰金九避難處。2002年，多名韓國議員來嘉興參觀了金九避難處和韓國臨時政府要員及家屬舊址……
一段沉寂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在重放光芒。
左為褚輔成，右為金九工作照（人民網記者 呂鴻 攝）
金信瞻仰梅灣街76號金九避難處（人民網記者 呂鴻 攝）
嘉興梅灣街76號金九避難處臨湖外景（人民網記者 呂鴻 攝）
載青別墅外景（人民網記者 呂鴻 攝）
金九在載青別墅中的臥室（人民網記者 呂鴻 攝）
被廣泛刊載的當時投彈現場照片（人民網記者 呂鴻 攝）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