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部部長丁寧寧——
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結構正發生改變，社會矛盾呈現上升趨勢，社會沖突日益顯性化，給改革和發展帶來不和諧和不穩定因素。一個社會應該保持開放、靈活、包容的狀態，通過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機制，讓各種社會緊張得以釋放，社會
訴求得以回應，社會沖突得以消解。及時化解社會矛盾，尋求解決方案，設立化解社會危機的“安全閥”，對于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僅僅從現象來看，可以說，當前是我國各類社會矛盾比較集中的爆發期。農民失地、城市貧困、勞資糾紛、大學生就業難、群體性上訪事件增多、礦難事故頻繁、艾滋病發病率上升、毒品泛濫等等。在社會領域存在的種種問題，已經開始影響到經濟的健康發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部部長丁寧寧說，這些問題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后顯現出來的，是市場體制改革推向縱深的結果。他強調，中央處理社會問題的方針從“兩個確保”，上升到“五個統籌”，繼而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其核心是注重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為緩解各類社會矛盾明確了方向。
他認為，目前中國社會領域影響最大且將長期起作用的問題有三個：就業、收入差距和社會保障。就業是個人和家庭謀生的基本手段，也有利于防止個人游離于社會之外。必要的收入差距可以提高微觀組織的運行效率，收入差距過大則不僅違反公平原則，而且使部分社會成員的生活陷入困境。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保障體系是維護社會公正、緩解社會矛盾的重要措施和最后一道防線。
就業困難不容低估
中國經濟時報：我們感覺，目前就業之難幾乎顯現在各個行業和各類人群，連不少寒窗十余載的大學生畢業生們也求職無門。這種現象在五年前、十年前出現過嗎？
丁寧寧：這和改革開放初期有很大不同。就業困難是所有國家現代化過程中都難以避免的現象，中國人口增長先于工業化的國情加重了這一危機。導致當前以及未來一段時期就業困難的因素來自三個方面：首先是勞動適齡人口居高不下。根據測算，雖然２０１０年以后，我們勞動適齡人口數量將會緩慢下降，但勞動適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依然很大；其次是城市化過程中，每年都有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地區尋找工作，加劇了初級勞動力市場的總量過剩；第三是高速工業化過程中，產業、經濟結構不斷調整，帶來了中、高級勞動力市場的結構矛盾。這三個因素在２０２０年以前不會發生根本的改變。至于大學生就業難，除了勞動適齡人口增加外，和教育體制改革中存在的問題有直接關系。
中國經濟時報：應該說，保持一定的失業率是市場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轉形態，也有利于人才競爭，從而提高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只是我們的失業、半失業人口過多。
丁寧寧：就業是工業文明出現以來，困擾人類社會的一個歷史性難題。直到上個世紀６０年代出生率下降以后，西方各國失業問題才有所緩解。在大量勞動力已經轉移到第三產業的情況下，西方后工業社會依然存在大量的失業者。直到今天，就業還是西方政治家競選中的主要話題。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曾經實現了比較充分的就業，但那是以犧牲經濟效率和個人自由為代價的。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邁進的時候，我們應當注意到：充分就業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失業后備軍的存在，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重要前提。近代以來的所謂工業化、現代化，本質上就是一個資本、技術不斷替代勞動力的過程，是一個在物質生產領域不斷減少就業的過程。
我國當前面臨的就業問題，要比西方世界歷史上困難得多。１９世紀的整個歐洲包括俄羅斯西部人口不到２億人。我們改革開放初期，人口已經超過了１０億。雖然經濟保持高速發展，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每年都增加幾百萬個工作崗位；卻仍然無法滿足城市新增勞動力的就業需要。加之包產到戶以后，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流入城市。其結果是：勞動力市場的總量過剩與結構矛盾并存。近期內無論采取什么樣的就業促進政策，也無法實現西方經濟學意義上的充分就業。
中國經濟時報：依您的分析，解決就業困難，目前能做些什么？
丁寧寧：除了進一步掃除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障礙，增加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透明度，加快全國就業服務中心的信息聯網，為失業人員提供免費的再就業培訓服務外，還應當把政策著力點放在提高勞動者的就業能力和就業質量上。可以將普及義務教育作為長期性的就業促進政策，同時鼓勵已就業人員參加繼續教育和在職培訓。鑒于失業問題將會長期存在，失業保險制度在經濟上的困難會越來越大，建議把“雇主賠償＋社會救助”作為今后處理失業問題的基本政策出發點。以保證失業者家庭的基本生活，使其不要對未來失去信心和希望。
收入差距擴大威脅社會穩定
中國經濟時報：“弱勢群體”是近幾年出現的一個新名詞，它與“精英階層”相對應，這兩類人群不單是社會地位、政治權利、話語權不同，關鍵是持有的財富有著天壤之別。多數學者認為，目前我國收入差距拉大是不爭的事實。您認為，這一趨勢還會愈演愈烈嗎？
丁寧寧：在目前的體制框架下，收入差距還會繼續擴大，而且可能對社會的穩定造成威脅。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客觀上存在較大的地區差別和城鄉差別。因此，不能簡單地根據基尼系數超過了０．４就認為社會不穩定了。但是９０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國內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原有的人口流動障礙的不斷消除，大量的失業人口向城市地區集中；加之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過低，收入差距擴大對社會穩定的威脅，逐漸成為各級政府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改革開放之初的８０年代，拉開收入差距是提高微觀經濟效率的重要措施。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推行工資加獎金的物質刺激政策。但由于社會上的絕大多數成員或多或少地分享到改革開放的成果，當時的收入差距擴大并沒有影響社會的穩定。９０年代中期以后，隨著經濟市場化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分配領域的兩頭，即與官員腐敗相聯系的非法高收入問題，以及城市和農村中低收入群體的赤貧化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老百姓的公民權利和民主意識大大提高。腐敗官員及其同伙的非法高收入，動搖了群眾對黨的信任，威脅到政府的執政能力。因此，必須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堵塞各類非法收入的渠道，堅決打擊官員中的腐敗行為。同時鼓勵高收入者擴大投資和捐助社會公益事業，并對其消費行為進行必要的引導。
底層民眾的生存問題，關系到整個社會基礎的穩定。近年來相當一部分底層群眾的收入不僅沒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政府對此是不能掉以輕心的。因此，在目前“兩個確保”的基礎上，必須盡快將城市低收入階層納入社會救助體系。包括失去收入來源的下崗失業人員、滯留城市的農民工等。此外，過去農村的“五保戶”政策，要逐漸轉變為政府出資的、規范化的社會救助制度。
政府要承擔社保的經濟責任
中國經濟時報：解決兩極分化的可行辦法是盡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丁寧寧：社會保障是改革開放中首先進入政府視野的社會問題。但我們在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中不僅忽視了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村居民；城市戶籍人口也只覆蓋了不到一半，且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之間的發展也很不平衡。
農村“包產到戶”以后，隨著集體經濟的衰落，農村原有的保障體系迅速瓦解。財政“分灶吃飯”以后，社會統籌變成了地方統籌，落后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很快陷入了困境。在這種情況下，僅僅根據８０年代西方經濟學界的一些設想，來設計中國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目標，只能使上述局面進一步惡化。那種過分強調以繳費為基礎的社會保險方式，恰恰把最需要救助的弱勢群體排斥在外；在強制性的基本養老、醫療保險中引入個人賬戶，不僅削弱了必要的“社會共濟”，也混淆了政府和個人的責任。
中國經濟時報：怎樣建立一個低水平、廣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
丁寧寧：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保障體制，一般包括三個組成部分：政府財政出錢的社會救助（福利政策）、以繳費為基礎的強制性社會保險（基本保險）、享受政府優惠政策的自愿補充保險。最后一部分補充保險可以充分發揮市場作用。中間部分基本保險是基于市場原則，政府強制執行。第一部分福利政策則主要是政府的責任。在失業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難以縮小的情況下，改革的首要問題，是政府要承擔，而不是推卸自己在社會保障問題上的經濟責任。
我認為，政府可做的是，在“兩個確保”的基礎上，將失業保險與社會救助并軌，建立以政府稅收為基礎的、覆蓋城鄉絕大多數居民的社會救助制度。在加強城鄉疾病防疫體系建設的基礎上，建立以政府財政為依托的城鄉公共衛生服務及醫療救助體系。在政府承擔已退休人員社會保障責任的基礎上，降低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率，把覆蓋面擴大到城市所有的工薪收入者。政府出臺稅務優惠措施，鼓勵工薪收入者參與補充養老保險計劃，可以把過去試點中的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轉為補充養老保險賬戶。在所有雇用臨時工的單位推行強制性的工傷保險。
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在于：任何一個突發事件，都有可能把潛在的社會矛盾引發出來，威脅整個社會的安定。各級政府固然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危機處理機制，但更重要的是加強調查研究，及早發現問題，防患于未然。所謂建立危機處理機制，并不是要重新設立一個什么應急事件委員會之類的政府臨時機構，而是要明確突發事件情況下，各個政府機構之間的分工、責任和工作程序，以減少突發事件帶來的損失和對經濟、社會生活的負面影響。從根本上講，政府面對突發事件的危機處理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常設機構官員的素質和工作效率。
二戰以后，西方國家之所以沒有發生大的社會危機，是因為社會保障制度的確立增加了每一個公民的歸屬感。在恢復社會信用和增加公民歸屬感問題上，老年人要比年輕一代有更大的影響力。因此，決不能為了減輕現政府的財政負擔，而拒絕兌現以前政府的社會保障承諾。否則就會付出政府信譽降低的代價。近年來各地區拖欠退休干部、職工醫療費的問題，已經引發了職工對醫療保障體制改革的不滿，降低了民眾對各級政府的信任。今后不管社會保障制度如何改革，都應當保證已退休人員原來享有的待遇水平不降低。這是老百姓對新制度建立信心的基礎。
中國經濟時報：在您看來，社會的穩定除了取決于政府面對突發事件的危機處理能力，還有哪些因素？
丁寧寧：長遠來看，社會的穩定取決于各階層之間流動機制的暢通。中國歷史上之所以能夠維持較長時間的穩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育觀念上的平等和“宰相出于青衣”的制度設計。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雖然戶籍制度隔離了城鄉居民，但招工、考大學、當兵提干，還是給農村青年開放了一條進城的路。市場經濟本來是強調“機會均等”的，但近年來城市中小學對農民工子女的入學歧視，以及大學以改革的名義大幅度提高學費，則斷了農村貧困家庭子女的大學夢，堵塞了正常的社會流動渠道。此類錯誤政策應當及時糾正。我們的社會政策應當順應歷史潮流，不要讓底層民眾喪失改變其子女社會地位的希望。(記者
柏晶偉)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