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國臣案發時是河南省鄭州市城區河道管理處書記，家中卻有44張存折共200多萬元的存款，其中180萬元本人無法說出合法來源。作為鄭州市第一例單獨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定罪的案件，李國臣被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這說不清楚來源的180萬元，如果被認定是受賄，最重可能被判處死刑，而目前李國臣僅獲
判二年。 在司法實踐中，犯罪嫌疑人在被發現其財產或支出超出其合法收入時，如超出部分是貪污所得或受賄所得的，數額超過10萬元的，就有可能被處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乃至極刑。可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定刑過輕。 誠然，確定“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罪名以來，已不能完全適應反腐敗斗爭的需要。安徽省阜陽市原市長肖作新夫婦，非法所得折合人民幣2000多萬元，其中受賄僅200多萬元，而來源不明的財產達1800多萬元。在當前公布的腐敗案件中，有相當多的腐敗分子不約而同地得了“健忘癥”，對貪污受賄的不義之財想不起來、說不明白，最終戴上一頂“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罪名。這個罪名好像一個筐，將腐敗所得分出一塊裝起來，甚至遠遠超過其他犯罪所得，使得其他犯罪的量刑相應較輕，即使數罪并罰也沒有多少分量。實際上，“財產來源不明”成了“避罪港灣”，不能有效地打擊腐敗。沈峰《揚子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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