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為：公益行動：攜手對抗艾滋病
第二天，劉俊青自發地跟大家一起走到武漢光谷書城，向來往的市民宣傳預防艾滋病知識，以迎接世界第十七個艾滋
病宣傳日的到來。
調查顯示，大學生對艾滋病的認識情況不容樂觀，對艾滋病的基本知識缺乏了解。特別是象劉俊青這樣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對艾滋病知識的了解更是相當有限。
大學生在回答“AIDS（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癥）與HIV（人體免疫缺損病毒）是否有區別”、“HIV感染者外表看起來是否和健康人一樣”、“AIDS是否可以有效預防”等問題時，分別出現了高達48.4％、46.5％、35.5％的錯誤率（答案均為“是”）。僅有16%的同學能夠寫出艾滋病的醫學全稱；還有5.2%的同學表示“沒有聽說過艾滋病”。
雖然大部分大學生知道性交、血液制品、污染針頭、母嬰均可以成為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但對具體的細節卻知之甚少。很多大學生并不知道艾滋病分為急性感染期、潛伏期和發病期三個階段，大部分大學生不知道皮膚和黏膜破損也可能導致傳播，同時不知道采用何種方式可以有效預防艾滋病的傳染。
此外，有38.7%的同學認為握手、擁抱、共餐、共用廁所、共用游泳池和公共電話等會傳染艾滋病；有47.1%的大學生認為蚊蟲叮咬會傳染艾滋病；近三分之一的同學認為正確使用安全套不能預防AIDS/HIV或回答說“不知道”。
對艾滋病人既同情關愛又恐懼排斥
“如果你身邊的同學出現了艾滋病患者，你會怎么辦？”面對筆者提出的這一問題，很多大學生感到很意外，不知如何回答。在他們看來，“艾滋病離我們挺遠的，我們都是大學生，又沒什么不良的生活習慣，怎么會感染上艾滋病呢？”
華中科技大學計算機學院周小虎較早從網上看到了媒體有關朱力亞感染艾滋病的報道。為引起同學們對艾滋病的重視，他把報道粘貼到校園網的BBS論壇上。很快大家就紛紛回帖響應，該帖迅速升至當日的十大熱貼之首。周小虎對朱力亞的命運感到惋惜，但更多的是憤怒：“為什么一個對生命如此執著、對愛情如此向往的女孩子會遭到命運的戲弄呢？我鄙視那個該死的巴哈馬人，一個負責人的男人只會讓他深愛的女友活得快樂，而不是把他推向生命的終點！”
外語系女生劉婧對朱力亞的遭遇深感同情，她很欽佩朱力亞袒露自己病情的勇氣：“我們學外語的女生有更多的機會跟留學生交往，也有不少女孩子跟留學生談戀愛。她們有的想出國，有的只想提高自己的外語水平。但在交往中，發生未有保護措施的性行為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朱力亞用生命給了人們一個教訓。如果我的身邊出現了‘朱力亞’，我不會歧視她，相反我會幫助她。但我會感到擔憂，希望她能搬出宿舍，對自己負責，也對我們負責。”
我們的調查發現，大學生對艾滋病人的態度比較寬容，來自城市的大學生能夠給予更多的同情。87.1％的大學生認為“艾滋病人值得同情”；87.7％認為“艾滋病人需要全社會的支持和關懷”；89％表示“愿意關心、幫助艾滋病人”；還有71.6％認為“醫生應該為艾滋病人的病情保密”。
但是，大學生對艾滋病人同情、關愛心理的另一面是恐懼、排斥。雖然絕大部分被調查大學生認為艾滋病患者值得同情，也愿意關心和幫助他們，但有趣的是，有一半以上的大學生對艾滋病感到擔憂和恐懼；41.90%明確表示“艾滋病患者需要隔離”；35.5%認為“艾滋病人應當退學或退職”；47.1%表示“不愿意與艾滋病人一起工作”……
不難發現，雖然大學生對艾滋病患者能夠給予同情和關懷，但卻不能做到真正的“關愛”，對艾滋病人的歧視和排斥依然存在。從感情上講，大學生認為艾滋病患者承受著身體和心理的雙重痛苦，遭受社會的排斥，本應予以同情，但前提是“患者要離我很遠”。當身邊真正出現了艾滋病人時，卻“不愿意與他們一起工作”，“希望他們退學或者退職”，甚至寧愿與其“斷絕交往”。
造成這種偏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大學生對艾滋病缺乏了解；艾滋病無法治愈的事實；媒體不負責任的報道；社會對疾病、死亡、非法使用毒品和靜脈注射毒品的恐懼等。
艾滋病知識主要靠“自學成才”
調查走訪中，同學們紛紛反映，自己有限的艾滋病知識主要是靠“自學成才”，學校沒有提供任何有關艾滋病知識的講座，也沒有組織大家學習了解預防艾滋病的相關知識。“我們渴望老師、醫生、健康教育工作者能夠給我們提供更權威的預艾知識，而不僅僅是我們從媒體那里得到一知半解的答案”。大三男生劉振華說。
劉振華的想法在大學生中非常具有代表性。我們發現，大學生在對艾滋病知識的需求和獲得途徑存在著明顯的不對稱現象。調查顯示，大學生的艾滋病知識有79%來自電視、廣播、報刊書籍和互聯網，其余的依次為宣傳欄、課堂、家庭成員等。
一方面，媒體的開放、方便與信息快捷的確為大學生獲得艾滋病知識提供了便利；但另一方面，開放的媒體在報道中也難免存在著失真和誤導的可能。因此，如何正確利用媒體的宣傳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