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部分中國富豪并不是通過勤勞致富或者資本經營而成為富豪，他們大多通過“發現”國有資產的價值，并且用低廉的價格購買國有資產，從而在一夜之間獲得巨額收益。
喬新生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認為，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5，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
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費的份額高達50%。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多，有人將其概括為發展原因、體制原因和制度原因三個方面。從發展的角度來看，隨著經濟和社會進步，必然會出現經濟收入增長快慢的問題。甚至有人認為，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是先富和后富的關系。(李新《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是先富和后富的關系》見《深圳特區報》2005年8月9日A10)收入差距擴大是人力資源的投資報酬率提高的結果，而這正是加快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也有人認為，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促成了貧富差距的擴大。有學者舉例說，在金融領域市場化的初級階段，許多人依靠投資金融產品一舉躋身富裕階層，從一定意義上來講，誰與市場化過程能保持著同步的關系，誰就有可能率先富裕起來。總之，只要發展市場經濟，就可能出現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還有學者認為，中國稅收制度不健全，高收入群體缺乏合理的“限高”措施，而基礎階層缺乏必要的“兜底”條款，同樣是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吳忠民《中國貧富差距已經突破合理限度》《南方日報》2005年8月11日)
應該說，上述意見都有道理。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不可能齊頭并進，貧富之間的差距總是存在的。只不過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官員看來，中國的貧富差距不論從靜態來看還是從動態來看，都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對中國的穩定已經構成了威脅。在這種情況下，為中國貧富差距存在的合理性尋找原因似乎有些不合時宜。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指導思想下，中國改革的中心始終放在效率的層面，而這樣的改革路徑必然會出現利益失衡現象。中國貧富差距的拉大，不是因為選擇了市場經濟，而是選擇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思想。在這種思想的引導下，只要能夠實現財富的積累，即使在過程中出現不公平的現象，也是可以容忍的。因此，隨著財富的增加，中國的稅收調節制度和中國的其他分配制度并沒有及時跟進調整，而恰恰是不合理的制度進一步放大了貧富之間的差距，造成了許許多多社會不公現象。
所以，不從改革思想上找原因，而只是在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上做文章，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事實上，在許多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貧富差距不但沒有擴大，反而有進一步縮小的趨勢。究其原因，就在于這些國家政府將社會公正放在首位，通過強調社會公平性，制定了大量的財富分配和再分配法律制度，并且嚴格地依法辦事，防止整個社會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
在我國，隨著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建立，確實有一部分人得風氣之先，通過承擔商業風險，獲取了巨額財富。但是，不能否認，有相當一部分富裕起來的人，并沒有承擔任何市場風險，他們只不過是將國有財產所蘊含的市場價值“發現”出來，并且通過改制等手段，據為己有罷了。這樣的人雖然是少數，但是，他們所占有的財富卻非常巨大。從表面上看，這些人通過交易的方式，獲取了利潤。可是，從本質上來說，他們沒有支付任何的“對價”。他們只不過是打著改革的幌子，侵吞國有資產罷了。這種帶有權錢交易色彩的財富積累過程，當然應該受到全社會的唾棄。
從中國富豪排行榜中可以看出，絕大部分中國富豪并不是通過勤勞致富或者資本經營而成為富豪，他們大多通過“發現”國有資產的價值，并且用低廉的價格購買國有資產，從而在一夜之間獲得巨額收益。比如，中國的土地國家所有，在實行土地使用權出讓制度之前，并不能給土地的使用者帶來任何直接收益，只是在實行土地出讓制度之后，少數人通過協議的方式獲取大片土地，或者通過國有企業的改制，變相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然后再進行房地產開發，最終成為了中國富豪。這些富豪的出現，使得中國的市場經濟呈現出泡沫化的現象，一方面他們通過炒作土地，制造虛假繁榮；而另一方面，在他們的收入倍增之下，掩蓋了整個社會的貧困。那些沉睡千年的土地，正是在這些所謂富豪們的“發現”之下，成為了造成社會失衡的財富轉移工具。
所以，如果不改變發展的觀念，放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思想，不解決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那么很難縮小中國貧富之間的差距。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