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洪其華 發自上海
以嚴謹著稱的國際會計公司剛進入中國會計界時，確實給中國會計審計工作帶來了新氣象
在國內巨大市場利益的誘惑下，現在業界開始擔心“四大所”似乎也開始跳進中國的“灰色熔爐”
即使普華永道北京分所主管合伙人林怡仲，再三澄清財政部的處罰不
是行政處罰，普華永道的問題也并不嚴重，但絲毫也不能轉移媒體和業界對其鋪天蓋地的負面評價。
大會計師事務所(下稱“四大所”)——普華永道、畢馬威、德勤和安永，近期在國內外丑聞不斷，包括違反獨立性的規定、缺乏應有的職業謹慎、與造假公司合謀等案例，讓人們過早地嗅到的“四大所”在本土化進程中的“橘枳”之變。
誠信危機降臨“四大所”
7月28日，財政部例行的會計信息質量檢查公告(第十一號)，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被財政部要求責令整改，隨后，監管部門、會計師事務所、業內專家、媒體共同把這場風暴推向高潮。
事實上對于會計師事務所來講，出問題甚至審計失敗都是一個正常的現象，但隨著“四大所”越來越深的介入到中國的經濟活動之中，他們的每一個舉動，都更加被業界所關注。
“財政部會計信息質量檢查是一個例行檢查，不是第一次，真正掀起這場風暴的是普華永道的被處罰。”一位業界資深人士分析稱，普華永道被處罰出乎人們的意料，它的被罰，表明監管部門開始給在國內深入本土化的“四大所”敲響了警種。
財政部的公告認為，一些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中存在審計程序不到位、收集審計證據不充分的問題，特別是對一些上市公司利用關聯方交易虛增利潤、避免連續虧損等問題，缺乏應有的職業謹慎態度，發表了不恰當的審計意見。
普華永道的問題背后就是黃山旅游()和京東方()兩家上市公司。
就在普華永道被責令整改的同時，另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德勤卷入科龍亂局中。
證監會調查結果證實科龍電器確實存在重大財務違規問題，當初作為科龍審計機構的德勤已經進退維谷。
“德勤若進一步從專業角度解釋審計完全合規，結果可能是引起更大的爭論，暴露更多的問題；而退一步承認在審計上有問題，則可能面臨賠償(的境地)，還將名譽掃地，引起更大的震動。”上海國家會計學院一位專家分析說。
而“四大所”中的一家——畢馬威早已陷入錦州港的漩渦；同時，其在美國涉嫌非法避稅遭調查的進展如何，將直接影響畢馬威是否因此而步安達信解體的后塵。
安永同樣沒有避免被起訴的命運。2005年3月21日在美國巴爾的摩開庭審理案件中，包括通用電氣子公司等在內的債權人在起訴書中稱，安永存在欺詐行為，起訴代理人表示安永造成的損失，合計達到3.8億美元。
“這才剛剛開始，”財政部監督檢查局人士在談到今后對包括“四大所”在內的會計行業進行監管時表示，“今后對會計行業的清查、公告將趨于常規化。”
而有消息人士透露，“四大所”中還有一家也已被財政部調查。
本土化之困
自上世紀90年代初，當時的“五大所”(包括安達信)陸續獲準在華設立合資會計師事務所，并迅速站穩腳跟。
當時，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在“銀廣夏”、“鄭百文”、“藍田股份”等會計丑聞中被陸續曝光，社會各界對“四大所”的誠信寄予莫大期望。
2001年，中國證監會曾頒布“補充審計16號文”，要求上市公司IPO及再融資時，財務報告除國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法定審計外，還必須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補充審計”。一些銀行也相繼規定，貸款的公司必須到指定的外資會計師事務所進行信用審計。
借助這些優惠政策，“四大所”在中國狂飆突進。
據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下稱“中注協”)公布的數據顯示，2004年，“四大所”在中國的業務收入已經牢牢占據了前四名的位置。
“但是，‘四大所’在內地的市場占有率越大，業務越多，就需要更深入的本土化，這樣出問題的幾率就越大，‘四大所’在本土化的過程中也應該吸取經驗教訓，及時調整自己。”中國會計視野網一位人士指出。
的確，一直以來，“國際會計公司本土化，本土會計人才國際化”就是中國會計行業努力探索的方向。但本土化和國際化都并非易事，“四大所”在本土化過程中的每一個步驟都面臨如何適應的問題。
無論是人才、技術還是業務本土化，甚至包括工作語言本土化，“四大所”都需要處處留心。
不久前，德勤就曾拋出一個金額高達1.5億美元的人才招募計劃。記者獲悉，為了獲得更多的人才滿足其業務需求，一項語言政策在德勤中國的內部網站上公開。普通話被作為德勤在中國內地的第一工作語言，曾被中國會計師視為進入外資所的最大障礙，現在已經本土化。
與國內所合并成敗與否，德勤中國首席執行官鮑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關鍵在于人員和企業文化的整合。
同樣，連“四大所”安身立命的審計程序和方法也在本土化的過程中出現了“適應癥”。
上海國家會計學院CPA研究中心吳建友博士告訴記者，“四大所”采用的是已成為國際趨勢審計方法——現代風險導向審計。就方法論的角度，這套方法肯定優于傳統風險導向審計。因為它的審計思路與制度更完善、有效，已成為國際審計未來發展的趨勢。”
但在普華永道被處罰后，相關人士表示，普華永道被“責令整改”就是因其審計程序出現了問題。
財政部一位人士表示，“四大所”往往認為，既然已經控制了企業的風險，那么，其他方面就不需要太多審計了。而本土會計師事務所，以內部控制制度和審計風險模型為基礎的風險導向審計，其審計程序比“四大所”要多出很多。
事實上，現代風險導向審計從企業的戰略分析入手，通過“戰略分析——經營環節分析——會計報表剩余風險分析”的基本思路，將會計報表錯報風險與企業戰略風險之間的關系緊密聯系起來，是一種審計師從源頭分析和發現會計報表錯報的好方法。
但問題在，作為獨立第三方的“四大所”，為了利益經常對客戶行為放任容忍。
問題早有伏筆
以嚴謹著稱的國際會計公司剛進入中國會計界時，確實給中國會計審計工作帶來了新氣象。
原先在國內，由于很多上市公司都是當地或國家的重點企業，有較強的政府公關力量。內地會計師事務所的一個“公開的秘密”，就是采用“灰色手段”幫助審計對象避稅、遮蓋財務問題，以獲得審計對象的聘用。
在國內巨大市場利益的誘惑下，現在業界開始擔心“四大所”似乎也開始跳進中國的“灰色熔爐”。
國內整體的制度環境或許應該進行深入的反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會計界資深人士向記者表示。
“盡管國內監管環境和市場環境對‘四大所’會產生影響，但作為國際大所，原本應有的執業態度卻沒有任何理由降低，無論是對待市場、業務，還是其他各個方面。”該人士說。
同時，由于和各地政府的良好合作，讓“四大所”面對著相對較少的監管。
“四大所”在進入一個國家或者城市后，都和當地政府保持非常良關系。他們通過和當地政府合作方式，把自己和監管部門緊密聯系在一起。例如，德勤從1993年開始，就作為項目顧問參與財政部制定中國會計準則，目前仍繼續協助財政部推進此發展方案。
“由于和政府部門關系良好，加上良好的國際聲譽，‘四大所’受到監管很少，過去‘四大所’就意味著免檢。”上述資深人士表示，這也直接導致“四大所”機會主義念頭產生。
“還有一個原因是國內違規成本太低，‘四大所’甚至可以為一筆數目不大的業務，承接風險很大的客戶，直接拿信譽去冒險。”上述資深人士表示，比方說接手一些業界公認的問題公司。
一個不爭的事實，在美國一旦出現會計審計問題，有關監管機構按法規進行嚴懲，股民也利用法律武器討回自己損失。上世紀80年代的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倒閉案，使卷入其中的普華永道支付了1億多美元的賠償；但在中國，由于相關法律的不健全，會計師事務所遭到起訴的案例少之又少。
對于“四大所”頻出的問題，中國財政部獨立審計準則組成員、中瑞華恒信會計師事務所副總經理張連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四大所’自我定位的視角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它們日益把自己看作商人，這種視角的轉變是極其危險的。”
“因為對于職業會計師而言，職業道德系安身立命之本，而對商人而言，職業道德只是次要問題，是否需要遵循將取決于所接受的指令和面臨的環境。”張連起表示。
張連起告訴記者：“困擾‘四大所’的另一個問題是，從產品導向變為市場導向。‘四大所’不再是傳統的‘會計專賣店’，而已經成為提供多種業務的‘百貨公司’。特別是咨詢服務，很可能讓會計師事務所和客戶利益捆綁在一起。”
“我們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后一個陷入這種困境的大機構，我們的競爭對手都先后經受住了困難的考驗。同樣，我們也能。”3年前，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陷入危機時，其執行總裁貝拉迪諾在給雇員信中的一段話，既含沙射影，又似乎在向人們預示著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