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市中級法院披露：湖北省襄樊市原市委書記孫楚寅，一審被判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5萬元。
據查，現年61歲的孫楚寅在擔任襄樊市委副書記、書記期間，于1991年5月至2002年10月，利用職務之便，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工程建設、解決資金困難、調整職務和安排工作等方面
謀取利益，收受他人賄賂共計折合人民幣102.8萬余元；另對其折合人民幣211.7萬元的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法院認為，孫楚寅的行為，已構成受賄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鑒于孫楚寅在接受紀檢部門調查期間，主動交待了犯罪事實，并退出了全部贓款，具有自首等法定從輕、減輕及酌定從輕處罰之情節，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決。
“誰砸我的鍋，我端誰的碗”曾是原襄樊市委書記孫楚寅的一句“名言”，然而最終——孫楚寅砸了自己的“鍋”
記者 楊明安 實習生 陸妮妮 汪李莉
震驚全國的“孫楚寅受賄窩案”，牽涉廳級干部7人、縣處級干部15人犯罪，其中“一把手”達11人。
從一介技術員起家，孫楚寅最終成為一地級市委書記，其中也必付出了努力與艱辛。然而，他最終走到了人民和法律的對立面，在61歲這樣一個白花蒼蒼的年齡，他聲淚俱下，等來了法律的懲罰。這是他應得的。孫楚寅被判刑了。他留下的反思卻沒結束。
-“簡歷”
技術員干成市委書記
據了解，在上世紀70年代初，曾是老河口市(襄樊下轄縣級市)動力廠技術員。“文革”結束時被提拔為該廠副廠長、廠長，80年代初，黨開始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孫正當盛年，擁有大學文憑，很快被提拔為老河口市經委主任。孫先后擔任過襄樊市經委主任、襄樊市委副書記、政協主席、襄樊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襄樊市委書記等職。
-“語錄”
之一：實干興邦 空談誤國
早在2001年，身為襄樊市委書記的孫楚寅接受某媒體采訪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現今讀來令人感嘆不已：
“實干興邦，空談誤國。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作風，是影響我們黨事業發展的一大禍害。
形式主義的要害是貪圖虛名，不務實效，勞民傷財；官僚主義的要害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做官當老爺。官僚主義引發形式主義，形式主義助長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官本位”意識，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思想根源。
廣大黨員干部一定要牢固樹立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觀點、為人民謀利益是共產黨人全部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的觀點，徹底清除頭腦中存在的主觀主義、個人主義和官本位意識，以實際行動貫徹落實十五屆六中全會精神，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提高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
”
之二：誰砸我的鍋，我端誰的碗
1991年，孫楚寅剛提撥為襄樊市委副書記。在襄樊舉辦的“諸葛亮研究會、諸葛亮文化節暨經貿洽談會”動員會上，孫楚寅會上大發脾氣：“‘兩會一節’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與市保持一致就是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誰砸我的鍋，我端誰的碗”。
-罪行
賣官賣了40余萬
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孫楚寅被判刑的罪名。那么，孫楚寅到底是怎么“斂財”的呢？昨日，《檢察日報》對此進行了簡單披露。
1995年上半年，劉某找到時任襄樊市委副書記的孫楚寅，請孫向有關方面打招呼，為其所在公司收購棉花提供便利，孫楚寅當即就為劉寫了“條子”。為感謝孫楚寅對自己公司和親屬工作安排給予的“幫助”，劉先后6次共送給孫楚寅8萬元人民幣。
此后，孫楚寅便利用為該市有關單位和個人在工程建設、解決資金困難、調整職務、安排工作中的職務之便，大肆收受賄賂。
在2001年底襄樊市機構改革中，羅某為了繼續留任單位“一把手”，送給孫楚寅1萬元人民幣，經孫楚寅同意，羅某如愿以償；2000年“五一”期間，曾某為了自己的職務得到升遷，先后送給孫楚寅5.7萬元人民幣。法院查明，像羅某、曾某這樣找孫楚寅“買官”或請求其安排個“滿意職位”的有20余人。他們少則三五千，多則四五萬地給孫楚寅“進貢”，孫楚寅僅此就斂財折合人民幣40余萬元。
賣官，賣了40余萬元。在這40余萬元的背后，正是震驚全國的“孫楚寅受賄窩案”。據新華社消息，此案牽涉廳級干部7人、縣處級干部15人犯罪，其中“一把手”達11人，不少人因買官賣官受查處，被稱為“襄樊官場地震”。
-窩案“群英譜”
之一：趙成霖
去年8月，荊州市中院判決襄樊原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趙成霖有期徒刑12年。
檢方指控：1996年1月至2003年春節期間，趙成霖利用其擔任襄樊市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的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利，先后45次收受他人錢財，共計人民幣61.38萬元、港幣5000元、美元8000元，按摩椅價值6000元，電腦2.3萬元，空調價值1.08萬元。
趙成霖59歲，曾先后擔任宜城縣委書記和襄樊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據檢察機關的指控，他的腐敗是從1996年1月擔任襄樊市副市長的時候開始，一直延續了近8年。
之二：趙振
趙振，襄樊市原副市長。趙振在襄樊有“煙草大王”的稱呼。
據了解，趙振到襄樊卷煙廠任廠長時只有39歲，此前業績平平的襄樊卷煙廠因他到來開發出了“金鱷”等名煙，銷路一直很好。趙振隨即受賞識，先后任襄樊煙草專賣局局長、襄樊市煙草公司經理；1999年1月起任襄樊市副市長，分管工業、交通、商業、煙草等要害部門。
趙振因制煙而升遷，也因煙草而獲罪。
2003年，紀委和檢察部門在調查孫楚寅的經濟問題時，意外發現廣東一個體煙葉商曾送給孫一筆賄金。偵查人員對這一事實進行深入調查時，趙振的問題暴露出來。
法院查明，趙振與妻子馮卓瓊共收受他人賄賂財物計97萬余元，且有96萬余元家庭財產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據此，趙振去年11月被判刑15年。
-反思：
襄樊公推公選(縣)市長
2002年下半年，隨著孫楚寅案浮出水面，襄樊市曾有近百名干部接受調查，一時間傳言四起，人心浮動，群眾對干部隊伍的信任度跌到低谷。
襄樊市交通局、農業局、糧食局、旅游局等四個局的原任“一把手”，除原糧食局長屬正常退休外，其他的均因經濟問題受到法律或黨紀追究，新人選備受關注。市委決定首先公選這四個局的局長，并以此為突破口，積累經驗，深化干部制度改革。
這次公開選拔從2003年10月開始，按照宣傳發動、推薦報名、資格審查、筆試、面試、組織考察、市委討論決定、到崗到位等八個程序嚴格組織實施，每個階段的結果都通過媒體公示，做到了全程透明，廣大干部群眾反響強烈。
首次公選時423名干部報考，只有294名干部參考。開考剛半小時，就約有三分之一人員提前交卷。當四名公選局長按程序產生后，部分提前交卷了事的人員暗暗叫悔不迭:這次公選“一把手”上動了真格!絕不是走過場。
時至去年4月，襄攀公選經委、衛生局、教育局、物價局等6個單位的“一把手”和市團委書記時，出現了“井噴”:全市356人全部是自愿報名，313人參考。整個考試，沒有一個人在開考30分鐘左右提前交卷。70%的考生在考試鈴聲即將響起之際，仍在認真答題、檢查試卷。
去年5月，據省委組織部決定，襄樊又公推公選了老河口市長和樊城區長。
對這三次公選，新華社評價說：就像三場颶風，一掃襄樊“官場”的陳腐之氣。
實踐表明，這些措施拉開了襄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序幕，鼓舞了干部士氣，贏得了群眾好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