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全國人大和最高法院都明確表示，所謂“有關方面正擬議取消對貪污腐敗等非暴力罪行判處死刑”的說法不實，目前人大和最高法并沒有考慮對貪污、賄賂犯罪的處刑作出修改。 在絕大多數老百姓的眼中，非暴力罪行死刑存廢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殺不殺”貪官的問題。雖然法
律早有規定，個人貪污受賄十萬元以上的就可判處死刑。但近幾年來，一方面，貪污受賄數額巨大的腐敗官員如李嘉廷（受賄1800多萬元）、叢福奎（受賄930多萬元）、劉金寶（貪污1400多萬元）、馬德（受賄600多萬元）等均未被判處死刑；另一方面，學界關于廢除貪污受賄犯罪死刑的聲音日益響亮。這讓公眾起了疑心，以為貪污腐敗不再是掉腦袋的“死罪”，結果激起民憤，以至最高立法機關和審判機關不得不出面澄清事實，表明態度。 公眾力挺對貪污賄賂犯罪保留死刑，直接體現出老百姓對腐敗行為和腐敗官員的切齒痛恨，更反映出現有懲治腐敗政策的震懾力，存在“結構性缺陷”。 一切懲治政策的震懾力由三個要素構成：第一是懲罰的必然性，即違法犯罪行為必然會導致相應的高代價的懲罰，任何罪行必然會受到正義的審判；第二是懲罰的快速性，即懲罰會緊隨違法犯罪行為而至，正義的裁判總能及時降臨；第三是懲罰的嚴厲性，即懲罰會給違法犯罪者帶來遠遠大于其犯罪行為收益的成本和代價。上述任何一個要素出現問題，懲治政策的實際威懾力就會大打折扣。 其實，在一個有效的懲治政策中，懲罰的必然性、快速性、嚴厲性缺一不可。光“殺”貪官是遠遠不夠的，明初對貪官采取“剝皮”的殘酷懲治政策，照樣阻擋不住百官共腐之亂。因此，我國目前的反腐敗斗爭，最要緊的問題不在是否殺貪官，而應當是如何通過完善制度，填補懲治政策中存在的漏洞。毛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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