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每到新學年開始的時候，身材魁梧、理著平頭、鄉音不改的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便成為萬眾矚目的“明星官員”。
這位個性鮮明、敢于直言的副部長，在8月29日公開點名批評8省份推進國家助學貸款不力之后，最近幾天，又接連在中央電視臺新聞會客廳、人民網露面，繼續宣講那個已不再新鮮的話題———國
家助學貸款實施情況及政策解讀。
其實與國家助學貸款相關的問題還有很多，其中一條就是“現在的大學學費是不是太高了”。就此問題，本報記者接連幾次專門采訪了張保慶。
中國大學的收費是否太高
早就有人驚呼：中國大學收的是世界上最昂貴的學費！也有人不停地拿數據說話：現在的大學學費是10年前、20年前的數倍甚至上百倍，認為這是導致貧困大學生絕對人數增加的重要原因。
記者看到，中國農業大學三四名同學當著張保慶的面，介紹了自己的家庭經濟狀況。他們的情況大體相似：來自農村或西部邊遠地區，全家人辛勤勞作1年，全部的收入只有3000元～4000元，如果遇上天災人禍、父母有病，家庭經濟便脆弱得不堪一擊。
“中國大學的學費是不是確實太高了？”記者不失時機地逼問張保慶。
沉吟片刻，張保慶點點頭，回答說：“是有點高！”
張保慶曾在很多場合不止一次說過，現在的大學學費已經超過了老百姓的經濟承受能力，短期內絕對不能再往上提了。他甚至說，我自己就知道，我和我夫人兩個人的工資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個孩子上大學。
在教育部工作了26年的張保慶，是分管財務的副部長，中國教育這幾十年投入支出的一本賬，他是再清楚不過了。讓他猶豫的是，這筆賬怎么算給老百姓聽？
大學收費是如何計算出來的
中國大學的收費真的很高嗎？張保慶認為，如果與中國每個家庭的現有收入相比，大學學費確實不低，但與國家對高等教育的整個投入相比，還只能算是一個小頭兒。
那么，現在的大學收費究竟是依據什么標準計算出來的？
張保慶認為，高等教育的成本核算目前還是一個大難題。對教育成本通行的計算方式有兩種：一個叫實付制，即當年搞項目所花的錢都要算在教育培養成本里面；還有一個叫權責制，則是要把所有用于支持高校發展，所有與學校有關的費用統統要計算在里面。實際操作起來非常復雜。
———譬如投資一個項目，建教學樓、科研樓或學生宿舍，是要長期使用的，這個成本當然不能集中在新入學的這一兩屆學生身上，由他們來全部承擔，但具體如何來分解？按多少年折舊比較合理，還沒有一個比較科學的統一標準；另外，還有校園征地的費用、水電網的鋪設、大型科研儀器設備的投入等等，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費用應該算誰的？怎么個平攤法？
———現有的幾千所高校不是今天才平地而起的，它們是歷史的產物。學校建設歷年的累計投入，如何償還？人民幣幣值的變動，能否計算精確？還有，中國高校目前還沒有像企業那樣對離退休人員進行剝離，走社會化的保障之路。有些高校離退休教職員工的人數目前已超過了在職人數，學校的包袱背得很重，能夠扔給誰？這個成本也不能不算。
———學生培養的成本不一。現在活躍在校園里的，有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成教生，各自的培養成本是不一樣的；專業不同，學生的培養成本也差別很大。一般來說，醫科、藝術、工科的培養成本高，文科相對低一些。學校與學校的差別就更大。清華大學一名本科生1年的培養成本大約為5.2萬元，而一般院校的學生，培養費用可能只需兩萬元左右……
張保慶所言不虛。今年5月30日～31日在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召開的“高校教育財政：成本、入學與學生資助”的國際會議上，北京師范大學首都教育經濟研究院王善邁教授就作了《高等學校學生培養成本計量方法探討》的專題報告，教育部財務司副司長、學生貸款中心主任崔邦彥也是這一課題的直接參與者。
張保慶介紹說，對學費有兩種核收方法，一種是按實際成本；一種是按日常的運行成本。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和成本計算的復雜性，我們選取了后一種辦法。我們對高校生均年日常的運行經費進行過充分調研，高的超過1.4萬元，低的在1萬元左右，綜合一下，按25%提取，每個學生每學年的學費定在3500元，現行的學費標準就是這樣計算出來的。
中國高校現在收錢收上癮了？
然而，人們的實際感受卻相差很遠，一名學生所交的學費要遠遠高出3500元這個數。張保慶嚴肅地說，大學高收費，責任在高校。因為對大學的學費標準，國家是有嚴格規定的，是不允許亂來的，但是一些高校總是想方設法，巧立名目掏學生口袋里的錢，這是不對的。所以，教育部三令五申，嚴格控制學費上漲。
不當家，不知柴米貴。掌管著財政大權的張保慶心里也有許多難言的苦衷，手里也有幾筆輕易不敢算的賬。
這幾年，中國高等教育的規模突飛猛進，由精英教育一步跨入到大眾化教育，在校大學生人數由1998年的340多萬猛增到今年的1400萬。這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可想像的事情。目前維系中國高等教育正常運轉的經費大約需要4000億元，而國家現有的實際投入只有800億元，高校現在向銀行借貸的總金額已經超過了1000億元，差額部分就是各高校靠收學費填充的。高校中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現在不是中國政府在辦中國的高等教育，而是中國的高校在辦中國的高等教育。”
投鼠忌器的事情也很多。
目前，我國全日制的研究生人數已經超過80萬。在一些中央部屬的重點高校，研究生的人數已經超過了本科生的人數。相比本科生，研究生的培養成本更高，而且是里外里都得花錢，對研究生不僅不收學費，而且在科研等其他方面，還要增加經費。張保慶說，關于研究生的收費問題已經研究10年了，但還是不敢輕易出臺，直到最近，才選擇了9所高校作為試點。顧忌的主要原因在于，本科生收費已經嚷嚷得不行了，擔心引發新的不穩定因素。
人才的培養，可以說是花費成本最大、周期最長的投資。試算一下，一個人從小學到接受本科教育，需要16年時間，如果再上研究生、博士生，差不多需要20年，加上教育的環境、條件還要不斷改善，這些決定了對教育的投入是永無止境的，不可能不受到其他方面因素的限制和制約。
發展中國高等教育有兩條思路：一是大學生的所有費用全部由國家包下來，但是依照我們現有的國力，全部靠國家背是背不動的，如此一來，我們的高等教育只能選擇小規模的發展模式，大多數適齡青年只能站在大學校門外；二是國家、社會、學生家長和個人共同分擔現有的高等教育成本，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高等教育保持一定的規模并持續發展，從而滿足老百姓日益增長的科學文化需求和愿望———讓更多的學生享受到大學的教育。
這真是一個兩難選擇，處在發展階段的中國該怎么辦？
張保慶是個明白人。他響當當的話就放在這兒：正因為如此，我們才不能以學校亂收費代替政府必要的投入；同時，我們要拼命抓好國家助學貸款這件事，幫助那些貧困學生順利完成學業，走向自立，這關乎廣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關乎中國高等教育能否繼續走下去，所以我才說———“這是個天大的事兒！” 作者：本報記者
謝湘 劉萬永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