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觀點
“高勇現象”折射三個深層原因
□高檢院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鄧思清
讀了高勇腐敗犯罪的報道，心里非常復雜。既有對我國加大打擊反腐敗力度的高興，又有對年少學者型高官被查處的惋惜。高勇身為經濟學博士，３１歲
就升為廳級干部，８年斂財２０００余萬元，平均每年斂財２５０萬元，這反映了目前我國腐敗犯罪出現學歷高、職務高、年紀輕、數額大的犯罪特點。年少高官腐敗犯罪現象的上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層次的原因：
一是對物質的過分追求。追求富裕美好的生活是人之共性，無可厚非，但是，這種追求不可過分或者不擇手段。年少高官思想開放，接受新事物快，因而對物質生活要求強烈，容易產生“崇尚金錢”、“物質享受至上”的觀念。同時，他們個人權力意識強，名利思想重，并且學歷高、能力強、交際廣，容易與同齡的商人攀比。一旦他們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權力，為了實現自己的物質需求，就會以權謀私，進行權錢交易，走上犯罪道路。從高勇的犯罪軌跡可以看出，他正是在與有錢的各種大小老板的來往過程中，為了物質利益才進行權錢交易，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淵的。
二是對法律的無知。現代法治國家不僅要有完善的法制，更重要的是要有知法懂法的人員來管理國家。美國近代以來，許多總統都是法律科班出身，如克林頓、福特、尼克松、羅斯福等，這并非偶然和無意義的，而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只有國家領導人具有法治觀念，依法行使權力，才能約束和規范他人嚴格執法，正確行使國家權力，才能真正建立法治國家。而在我國，像高勇這樣雖然學歷很高，但缺乏法律基本知識，且缺乏法治觀念的人來行使國家權力，難免罪與非罪不分，極容易導致犯罪。比如高勇一直認為，“只要不拿國家的錢就沒事”，殊不知，即使不拿國家的一分錢，如果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而索取他人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就是典型的出賣國家權力、拿國家權力換取利益的受賄犯罪行為。
三是缺乏有效的監督措施。對權力進行監督，是防止腐敗發生的有效途徑。雖然我國目前對權力監督名義上有許多種類，如紀檢監督、民主黨派監督、檢察監督、媒體監督、群眾監督等，但是，監督措施多頭管理、分散管理、交叉管理的格局，再加上監督機關或部門不獨立，人財物受制于部分被監督者，因而容易出現推諉、扯皮、監督無力的現象。更為重要的是，我國缺乏國家高級公務員財產申報制等有效的監督措施，難以對高官的財產進行有效的監督，無法及時發現貪污等腐敗現象，這也是目前高官貪污受賄不能及時發現、直到數額巨大才暴露的一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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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達昌：四川省原副省長，涉嫌濫用職權被高檢院立案偵查，今年５月此案已移送北京市檢察機關進行審查。１９８４年，李達昌開始從政，先后擔任四川省德陽市副市長、四川省計經委副主任、省財政廳廳長，１９９６年開始擔任四川省副省長。２００３年他從副省長位置上退下，回到西南財大當上了經濟學院和財政稅務學院的博士生導師。
■徐放鳴：財政部金融司原司長，因涉嫌受賄于今年７月被批捕。徐放鳴于２０００年出任金融司首位司長，同年被聘為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客座教授，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擔任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專家指導小組成員，２００４年在哈爾濱工業大學管理學院獲得博士學位。他還擔任著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２００５年碩士研究生的導師。
作者:王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