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票販子“蹲守”在北京站地鐵出口處，不斷詢問過往旅客：“火車票要不要？”
1月12日，《火車站票販子群體調查》執行者——北京社科院助理
研究員張西等三人接受本報記者采訪，對票販子群體作了進一步的剖析，并講述他們在調查中了解到的票販子的故事。同一天，本報記者趕赴北京站，目擊票販子與旅客之間的交易。
“魚皮子”：為爭利益扎死同行
“魚皮子”，35歲，最早在南站倒票，后來轉到西站。2005年，又轉到北京站，仍以倒票為主。
同是票販子的“驢打滾”平時在北京站倒票，晚上在廣場坑害旅客，什么都干。后來，兩人因利益之爭而發生矛盾，“魚皮子”從停車場追到紅綠燈欄桿處，將“驢打滾”扎了四刀，致后者死亡。隨后，“魚皮子”逃隱。
張西說，諸如此類的爭斗，在票販子之間經常發生。他們所了解的，還有票販子“黑土豆”的弟弟在江擦胡同扎死同伙“臭蟲”、西站“麻桿兒”家族和“鍋底兒”家族群毆、“麻桿兒”家族和“小細腰”家族群毆的事情等。
女票販子：以懷孕“保護”自己
張西說，他們接觸的一個女票販子，總是處在懷孕期，為了躲避抓捕，她總是在懷孕兩三個月后又打掉孩子，自己在家休養幾天就又出來干，連她自己都說不清曾經懷孕過幾次。
還有的女票販子一被警方抓進去，立刻聲稱家里有孩子，女票販們的丈夫聽到消息后，多半會立即把孩子送到派出所，放下孩子就走。要么讓警察幫著看孩子，要么迫使警察放人。
張西曾親眼見過一個小男孩，母親被警察抓了以后，父親把他送到派出所，他對警察是又踢又鬧，還威脅說，警察不放了他的媽媽，他就吃住在派出所了。
“念珠”：女兒生日收到禮金8萬
“念珠”，上世紀80年代初來到北京站，曾以在鐵路上偷竊為生，后“轉行”倒票，曾經“風光一時”，成為票販子團伙“西北幫”的“老大”。
張西第一次見到“念珠”時，他手上戴著一串念珠。“念珠”說，那是一名和尚跟他買票時，他不忍心要高價，和尚送了他一串念珠，說他“有善心”。
“念珠”最風光的時候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因為他是票販子團伙“老大”，那時每天只需躺在家里數錢。
“念珠”曾經給女兒舉辦7歲的生日宴會，在一家豪華飯店里訂了包間，很多票販子都慕名前去送禮，那陣勢就像火車票販子們的一次大聚會。最后，光是禮金“念珠”就收到8萬余元，還有些“同行”送戒指、項鏈。
賺了錢后，“念珠”染上了毒癮。后來被抓去坐牢，到2004年被放出來時，票販子已經換了一撥又一撥，火車站也“變了天地”。他決定重操舊業，從一個小票販子做起。
張西說：“票販子們通常沒有長遠的打算，有的人想干幾年，賺了錢就改行，畢竟倒票不是長久之計。但是，有的人除了倒票不會干別的。”
張西說，有一些收入豐厚的票販子，大多在城里買了一套甚至多套樓房，讓家人或親戚居住，而自己為了倒票方便，仍然在車站附近租房。而那些倒票所賺只購維持生計的人，大多居住在城鄉接合部或是郊區的平房里，房租每月100－300元。
“二人轉”：吸毒致窮后倒票
“二人轉”，40多歲，她經常蹲在北京站前的郵局旁抽煙等待“客戶”。
“這女人說話很大聲，一見我就以姐妹相稱。”調查者之一張西說，她遇見“二人轉”時是在去年五一前。聽說她來買去往青島的火車票，“二人轉”立即站了起來。談好價錢后，等人送票過來時，“二人轉”怕張西等急了，趕緊說：“我給你唱二人轉吧。”說著就唱了起來，還說：“咱這叫服務意識。”
不一會兒，一輛轎車開過來，車里的人給“二人轉”送來一疊火車票。“二人轉”對張西說，開車那人原來也是北京站的票販子，后來賺了錢，開了個飯店。她還說，自己在上世紀90年代也賺過100多萬元，后來都用來吸毒了。張西說，“二人轉”的事情很多票販子都知道。
“二人轉”告訴張西，她第一個丈夫被判刑后，她到北京開始倒票。嫁給第二個丈夫后，生了個兒子，后來，因為她吸毒，丈夫跟她離了婚。再后來，嫁給第三個丈夫，生了個女兒后，丈夫卻跟別的女人跑了。“二人轉”跟張西炫耀說，她的兒子長得很帥，也在北京站倒票。
此后，張西還跟“二人轉”有過多次接觸，發現她整天在火車站“飄”，生活極不穩定。
“小歐巴”：票販子中的私生子
調查中，張西遇到最小的一名票販子只有14歲，他的父母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到北京站倒票，他出生在北京站。而類似的情況很多，一個綽號叫“小歐巴”的，今年已經20多歲，他自己也說不清父母是誰，是個私生子，以倒票為生，開一輛時尚的大摩托。
因為有錢，據說“小歐巴”還找了個
女大學生當媳婦。暑運期間，警察又被“小歐巴”騙了一次。那次，警察把正在倒票的“小歐巴”抓了起來，要拘留其15天，他苦苦哀求警察，說媳婦懷孕8個月，家里沒人照顧。警察信以為真，把他放了。后來證實，“小歐巴”說的是假話，但已找不到他。
■記者目擊
票販子在退票口現場交易
1月12日，本報記者來到北京站前，觀察票販子們的“工作”。
當天中午，記者剛從北京站地鐵口出來，立即有幾名男子圍了上來，喊著：“火車票要不要？”
記者假稱到哈爾濱，跟其中一名票販子談價錢。他說，到哈爾濱的臥鋪要加價200元。記者問，能不能少一點？對方很肯定地說，不能少。
記者說：“我先到售票廳看看再說吧！”這名票販子說：“你到里面肯定買不著票，等你要了回來再找我。”記者問及他的聯系方式，這名票販子斷然拒絕了，他很警惕地說：“我哪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稍后，他又對記者說：“你就到這兒（地鐵口）來，準能找著我。”
記者在售票廳里轉了一圈，發現如這名票販子所說，已經難以買到次日去往哈爾濱的臥鋪票了。
記者隨后來到北京站退票口。此時，退票的旅客在退票口排成了兩條長隊，在隊伍的兩邊總有一些不帶行李的人不停地走動著，盯著每一位旅客手里的火車票，并不時上前與旅客談價錢，談妥后立即掏錢買下，再就地轉手賣掉。
在這些人中，一名手持拐杖的老人特別引人注目。他手里拿著兩張“北京－哈爾濱”的火車票，在退票口來回轉悠著。
一名旅客過來，看完“拐杖老人”手中的票后，雙方開始談價錢。隨后，男旅客從錢包里掏出了錢。兩人為幾塊錢零錢是否給爭了起來，最后，購票的男旅客把錢補齊后，拿著票離開了。
賣掉兩張票后，“拐杖老人”轉身離開。記者試圖跟隨“拐杖老人”，看看他的取票地點究竟在哪里。但他顯然非常警惕，突然快步走了起來，在人群中左轉右轉之后消失了。
過了一會兒，“拐杖老人”再次出現在退票口。與剛才一樣，他手里仍然拿著兩張“北京－哈爾濱”的票，票面朝著旁邊不斷穿行的旅客。
半小時后，“拐杖老人”的這兩張火車票又出手了。
■票販子的“工作”方式
歷時半年的調查中，調查者逐漸掌握票販子的“工作”方式，他們將票販子的不同類型以及在票販子中經常使用的一些“行話”歸納如下：
倒票類型
兼職型：淡季時倒 演唱會票、電影票、球賽門票等，旺季回到車站倒火車票。
專職型：除了倒火車票，別的不干，也干不了。
單干型：自己買票，自己倒票。掙不了大錢，但有機會就向旅客瘋狂要高價。
團伙型：幾個人結伙一塊干，有拿票的，有侃客的，有出票的，有收錢的，有望風的。
固定關系型：這部分人利用已有的拿票”人脈“，給需求量大的旅行社和公司跑票。比如一個公司有300人出行，每張加收30元，就能凈賺9000元。
家族型：以家族為單位，親戚聚在一起倒票，時間在3年以上，以倒票為主要謀生手段，從中獲利的數額遠遠高于從事其他服務業或商業的收入。
單位型：在一些招待所門前公然掛著“代訂火車票”，每張加價30元等。
售票點型：有些非法的售票點出售火車票時加價20至100元不等。這種售票點，找一個外地人集中的地方，或者有個門臉立個牌子幾個人就可以干了，一個登記的，雇倆跑票的，就開張了。
倒票“行話”
老炮：泛指在火車站倒票10年以上的老票販子。
拿票：旅客拿不到的票，他能拿到。越是緊俏線路，越能拿票。比如一張沈陽北，原價246元，拿票的人對扒皮的說，350元可以歸票。扒皮的就知道加價的底線是104元。他們扒皮時，就會喊400元，扒皮的掙多出來的50元差價。
扒皮：自己沒票，但基本知道拿票者出高價到多少錢，他跟旅客砍的價錢要比票販子出的高，高出的部分是他掙的，一般價格在10至200元不等。
叫票：叫票者手里沒票，在廣場上叫喊出售火車票。有三種可能：有可能自己的票藏在某處；有可能藏在同伙手里；也有可能根本沒有，先找到客，根據客人需要，再找“拿票”去要。
侃客：自己沒票，專門跟蹤那些看上去想買票的旅客。一張票原價200元，如果300元能歸票，侃客的人多半會砍到350元，如果侃客成功，他可以掙高出的50元錢。
扎蛤蟆：自己沒票，告訴旅客說，自己能買著票，別人買不到。拿著旅客的錢為其代買火車票，以收取好處費。這群人多與售票員關系較熟，掌握一定信息，知道哪個窗口有票。
低接平出：接旅客的退票，一般在退票口。旅客退票給車站，車站要收取20%的費用，退回票價的80％。他就以略高于80％的價格收購，比如90％，然后平價或高價賣出，吃其中的差價。
跑票：未經鐵路系統允許私自開設的野點的務工人員。他們是專門為打電話訂票的旅客或公司送票、時常穿梭在火車站—黑訂票點—旅客之間的人。他們的工資是計票工資，一張票掙5-10元，老板掙10元左右。
騙票：有兩種情況：買一張短途票，2元錢到豐臺，夾在時刻表里，在候車室找各種機會跟有票的旅客閑聊，套老鄉或同一趟車為由，拿時刻表給旅客查到站，在查的過程中，迅速將車票調換，找借口離開，到退票口退票；也有的是收取旅客或別的票販子的錢，稱自己能拿到票，結果拿到錢后沒人影了。
吃夜活：夜里10點以后，利用半夜到達車，中轉旅客買票，坑害旅客。
打早：指那些凌晨四五點到火車站，什么都干，比如扎蛤蟆、扛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