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的“二八原理”蘊涵著這樣一個道理，即20%的富人消費了80%市場份額的商品。因此，幾乎所有的商家在進行市場決策時，都不能忽略這20%的富人和他們所占有的
80%的市場份額。房地產商也不例外，而且要想獲得高利潤、高回報，往往要把20%的富人作為主要的目標市場。這正是當前中國房地產行業“媚富”現象深層的原因。
某房地產商就曾直言不諱地說：“在供應量有限的情況下，一定要先滿足最富的人……因為投資者是讓我拿這個錢去賺錢，而不能去救濟窮人。”這番“富人優先”的直白，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贊賞者有之，但是更多的是反對者，有的甚至報之以罵聲。
其實，一番話不過是說出了一個基本的事實，贊成也好、反對也好、謾罵也好，都無濟于事。試想有哪個房地產商不是以獲取盡可能多的利潤為首要目標的？如果一個房地產商總是想著把房子賣給那些沒有支付能力的窮人，或是想著為社會作多大貢獻，那他不破產才怪。企業不是慈善機構，即使是再具社會責任感的企業也不能拋開利潤目標去奢談社會貢獻。企業經營得好、盈利多，納稅就多，這本身就是對社會的最大貢獻。
但是，住房作為一種商品不同于其他商品，它直接關系到社會的穩定與和諧。不考慮窮人的住房就不會有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可是房地產商們出于逐利的動機通常是不會考慮窮人利益的，這正是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說的市場失效。面對這種市場失效，不能把責任歸咎于房地產商，也不應當責怪他們的“媚富”行為。除了履行納稅等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外，我們不應當對房地產商有過多的苛求。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有一只有形的手來彌補這種市場失效，這就是政府的調控。
2005年2月1日，法國巴黎市出臺的《地方城市化計劃》就作出規定，房地產商在沒有市政住房的地區開發時，興建面積超過1000平方米的住宅項目，就要把其中的1／4用作市政住房，這類住房多是為教師、護士、店主保留的。巴黎市長說，他希望每年能推出4500套這樣的市政住房。而且這些為社會中下階層準備的所謂市政住房，主要是在香榭麗舍大街等巴黎西部的富人區。不僅在巴黎，也不僅是在法國，包括美、日等許多國家政府從上個世紀就開始關注社會中下層人口的住房問題，并采取了相應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手段來加以解決。
在我國市場機制還不十分健全的條件下，更需要政府調控作用的發揮。即使將來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完善起來，也還會存在市場失效，還是需要政府去彌補，不可能把住房這樣一件事關民生的大事完全交給市場。政府需要實施一些特殊的政策措施，幫助那些單純依靠市場解決住房有困難的群體。例如，可以通過減免土地出讓金或提供土地補貼、減免稅費等方式建設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等來保障他們的住房需求；對有些連經濟適用房也買不起的困難群體，可以建立政府貼息的制度；對特困家庭還可以采取政府提供貼租的方式。這一切都要依賴于政府，不可能也不應該寄希望于房地產開發商。令人欣慰的是許多地方政府已經開始認識到這一點，到去年年底，大連市已經建設經濟適用房54.9萬平方米，同時，為進一步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水平，還積極實施了“特困戶”廉租住房租賃補貼、購房補貼等政策，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
住房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在一個和諧的社會、一個文明的國度，對買不起房子的人要保障他們有房子住，這是和諧與文明的基本標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