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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美國中等收入雇員的生活水平是否下降，或僅得到了適度增長的爭論由來已久。他們最多只能在美國國民收入的增長中分得很小一部分，不僅在布什(George
W.?Bush)總統的任期內如此，在過去40年都是這樣。
2月10日，我對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的一份報告進行了
歸納。這位有重大影響力的美國權威總結稱，普通公民受到的壓力，來自10%最高收入者的總收入在國民收入比例中的大幅增長。我不愿質疑戈登教授的數字；但即便是最出色的計量學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是在研究過去。我們當然也應該探討未來可能發生什么。
看待全球化的最佳方法是，世界的一大部分開始像一個經濟體一樣運轉。即便是在像美國這樣一個大型經濟中，也會存在一些法律、制度和心理層面的移動障礙。但在這些差異后面，每種工作的工資以及資本回報率，有一種平均化的趨勢——一個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230年前提出的假設。
我的同事理查德?湯姆金斯(Richard
Tomkins)在周六的英國《金融時報》上提到，哈佛大學(Harvard)著名勞動力經濟學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曾對這一前景有過一項出色的分析。弗里曼教授估計，中國、印度以及前蘇聯集團加入世界經濟，導致全球經濟的勞工人數到2000年時增加了一倍，達到30億人。結果是，資本/勞動力比率下降至原本數值的60%。此外，新加入的勞工迅速提高技術能力，而同類工種的工資卻遠低于西方國家。可以看到，結果是一些德國工人已接受削減工資，以勸阻雇主不要向東亞或中、東歐的前社會主義鄰國遷移。
對于西方國家的工人而言，前景并非一片黑暗。最終，新興國家的剩余勞動力將用盡，爭奪工人的競賽將推動工資上漲，而富裕國家面對的問題是，“何時會發生這種情況？”用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進行對比，關于實際工資在19世紀上半葉出現上升或下降，仍然存有爭議。無論如何，主要的工資增長發生在19世紀下半葉。盡管偶爾發生經濟衰退，但勞動力相對于資本變得稀有。弗里曼教授估計，中國的工資在90年代增加了一倍，按照這種速度，大約30年后將接近西方的水平。對于新興國家整體而言，這個過程可能需要40年到50年。在這個過程中，西方國家的許多工種都會受到工資下降的壓力。
在全球化增加財富之際，自然應當有一種方式，將增加的部分財富轉移至西方國家的工人那里，否則他們就會“吃虧”。困難之一是，如何做到這一點而又不殺死生金蛋的鵝，即在那些試圖進行上述轉移的西方國家阻止投資或創新。
以上只是一張粗略的所有草圖，包含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全球政治及商業機構的回應是，敦促西方國家公民獲得越來越多的高科技技能，以使他們始終比亞洲競爭者領先一步。因此，我們將總是在工作和學習，很少有時間享受勞動果實。
某些經濟學家的一個更為現實的回答是，對他們稱為固定的生產資料征稅，這些生產資料很難遷移到其它地方。但問題是不容易找到這些固定生產資料。即便最耐用的資本設備也會磨損。免受全球競爭的職業種類正在急劇減少，就像我們看到的，大量醫生、護士以及信息技術工人涌入西方，提供他們的服務，或在自己的國家承擔外包工作。
只有一種生產資料是真正不可移動的，而且可以在不打擊企業積極性的情況下對其征稅，那就是土地。我并不是說商業或住宅樓房，它們通常被放在一起，作為資本與土地對待。我是指純粹的空地，好地段的空地非常少，其回報越來越高。長期以來，其它方面不很左翼的市場經濟學家們鐘愛地產稅，但它從未被商人、政治家或律師真正理解。現在所需要的是，把討論焦點從地方政府融資，轉向逐漸利用土地稅，使西方國家工人們可以保護他們的生活水準，并在可能的情況下，把單一的全球經濟所獲得的部分好處，轉移到他們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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