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載文指出，稅收機制不到位加劇貧富分化

       新快報訊 （宗新）最新一期《瞭望》周刊載文指出，中國的基尼系數高于所有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高于中國的歷史高點。中國居民收入差距已超過合理限度。

       基尼系數超警戒線

       文章中寫到，2006年，城鎮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組(4567.1元)的5.6倍；農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組(1182.5元)的7.2倍。

       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僅超過了國際上0.40的警戒線，也超過了世界所有發達國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體隱性福利的存在，有專家認為中國實際收入差距還要更高。

       高收入者納稅額只占三成

       文章指出，目前中國在再分配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包括對調節高收入階層的稅收機制不到位。

       當前居民收入方式日趨多元化，政府卻未能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建立有效的收入監督及控制體系。

       同時，由于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偏低，使得本該成為納稅主力的高收入階層卻往往成為漏稅逃稅大戶，而不該納稅甚至應該成為政府補貼對象的中低收入階層卻成為了納稅的主力。

       據統計，在中國個人所得稅中，中低收入的工薪階層的納稅額占稅收總額的65%以上，而高收入者的納稅額只占稅收總額的30%左右，在美國10%的最高收入者繳納個人所得稅占全部個稅比重的80%以上。這種稅制安排在相當程度上弱化了稅收本應起到的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

       名詞解釋：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測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指標。它的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絕對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實際的基尼系數介于0和1之間。如果個人所得稅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系數即會變小。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

       《21世紀經濟報道》：縮小收入差距要靠健全的制度

       收入分配是目前最受關注,同時也是最為復雜的問題,因此,本報邀請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從不同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是為北京圓桌第164期。

       市場化并不必然導致

       收入差距擴大或縮小

       <21世紀>:一般的觀點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差距逐漸擴大,您認為是這樣嗎?原因是什么?

       王小魯:中國現在還是一個二元結構的社會,農村人口仍然多于城市人口,農村的收入水平仍然大大低于城市收入水平,同時農村又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按照發展經濟學的理論,這種二元結構造成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狀況,抑制了工資水平的提高。農村的人均收入提高得比較慢,進入城市就業的農村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提高得也慢,這就造成了收入差距擴大。雖然國民收入提高得很快,但是工薪階層的收入、勞動者的收入上不來。但最近情況有所好轉,勞動者的收入在提高。這是一個好現象。

       另一方面,按照生產要素進行分配的市場準則,會導致人力資本的回報逐漸提高。技術人員、管理人員、企業家等,他們的才能越來越有發揮的空間,對經濟的貢獻越來越明顯。他們的報酬因此提高,和一般工薪階層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因為經濟處在市場化過程中,所以這方面的收入差距擴大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個必然的現象。對人力資本報酬提高而產生的收入差距擴大,不能持簡單的否定態度,因為隨著經濟效益提高、技術進步,最終全社會都會從中受益,所以總的來說是好事。

       但是,即便是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收入差距也應該是有限的,不能無限擴大,否則會造成貧富兩極分化,造成社會的不和諧、不穩定。面對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政府需要進行一定程度的干預。發達國家其實也是這么走過來的,他們也不是一直采取完全放任的措施。市場當然起主導作用,但是有些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就要靠制度來解決。西方國家有社會保障、轉移支付、所得稅等等,這些都是在制度完善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是為了保證社會和諧發展必須做的事情。因為市場化,就什么事都不管,放任市場,收入差距再大也只能聽之任之,我不贊同這樣的觀點。

       <21世紀>: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狀況又發生了哪些變化?原因是什么?去年股市與樓市的火爆行情,對居民收入狀況有什么樣的影響?

       王小魯:從國家統計局2006年的數據來看,城鄉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長在加快,這是一個好現象。過去從數據上看,一直是高收入居民收入增長快,低收入居民收入增長慢。從前年開始,這個情況出現了變化,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都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全民收入的提高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和現在關注民生、健全社會保障的政策有關;再一個是和農產品的價格上漲有關,農村居民多得到了一塊收入。2007年的居民收入分布數據還沒有出來,我想低收入居民收入上升的情況還會持續。這有助于抑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

       去年下半年股市房市暴漲,肯定會帶來一部分居民的收入大大增長,主要是中高收入居民獲益。股市房市的這種收入變化,會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現在股市房市不是處在正常的狀況,和經濟結構失衡有關系,因為流動性過剩,大量儲蓄要找出路,所以導致大量資金涌向股市房市,這么旺的需求導致了泡沫。股市房市的泡沫總要破滅的,所以現在一些人的收入增長,可能并不穩定。泡沫破滅的風險,從收入分配的角度考慮,帶來的結果是負面的,因為大戶和中小股民之間承擔的風險是不成比例的,中小股民面對的風險更大。因此,這會加大中高收入投資者和低收入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

       <21世紀>:市場化改革會繼續加大收入差距還是有助于減小收入差距?

       王小魯:經濟學中有一個"庫茲涅茨曲線",是庫茲涅茨在1950年代對幾個發達國家收入分配的研究結果。研究發現,這些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收入差距呈現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后人把它概括為"庫茲涅茨曲線"。有些人以此為根據,認為市場化自然而然就會導致收入差距縮小,現在是處在擴大的階段,以后就會縮小了,所以不需要人為干預。事實不是這樣,庫茲涅茨本人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也沒有認為這是一個完全自發的過程,收入差距的縮小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稅收、政策的變化,他還專門提到了累進稅的作用。所以,收入差距縮小不是市場化的必然結果,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的縮小和制度健全是有關的。

       中國的市場化要避免走進兩個誤區:一個誤區是認為中國市場化自然會帶來收入差距的縮小,所以不需要干預;第二個誤區是用政府干預替代市場的作用。市場仍然是主體,市場化的方向沒有錯,但是在市場化的同時,必須有一些制度保障。健全的市場經濟體系,必須有相配套的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公共資源管理制度。經濟學有"大政府還是小政府"的爭論,我認為這種爭論是很片面的,政府不管大小,該做的事情必須做,政府小到不能履行必要的社會職能是不好的,沒有任何社會可以不要政府,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可以什么都不管;而政府大到超過了必要的程度也不好,很多本來可以靠市場配置的資源政府非要進行干預,靠行政權力來配置,結果往往不好,導致腐敗、浪費、低效率。所以不僅僅是一個政府大小的問題,而是政府有沒有效率的問題,政府職能是否合理,制度是否完善,政府是否廉潔,是不是可以有效地完成社會賦予的公共使命的問題。

       制度缺陷導致初次分配不公

       <21世紀>:您的研究表明,各種特殊利益者一年得到的隱性收入達到4.8萬億,如何解讀背后的權力格局與制度含義?

       王小魯:少數特殊利益者通過非正常渠道獲得灰色收入,是當前收入分配問題的癥結所在。制度不健全,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有很多漏洞、扭曲,導致一部分收入通過不很正當的渠道,向少數人手里集中。這些制度上的缺陷和漏洞,加劇了收入差距。

       其中一個方面,涉及到初次分配中的資源收益怎么分配。比如,土地在進入市場時會形成增值,對此應該有一套合理的制度來進行分配,包括對農民的合理補償。有很多地方政府從農民手里收了土地,開發以后,轉手賣掉,地方政府可以得到很大一筆收益,這筆收益不進入財政預算,不受監管,它的使用非常隨意,其中有一些變成灰色收入。另外,在土地轉讓過程中也有大量的權錢交易,有些開發商通過土地的交易,迅速暴富。他們的利潤哪來的?不是靠提高效率,是在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通過和權力相關者私下交易而得到的超額利潤。因為不規范的土地收益分配,一些人大發其財,而社會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利益。因此,制度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

       <21世紀>:這就是說,在初次分配中也存在諸多既不公平也無效率的事情,那健全制度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

       王小魯:黨政機關、黨政官員利用權力尋租的現象還非常普遍,不僅僅限于土地資源的分配方面。這和制度不健全,或者是監督不到位有關系,是制度缺陷造成的,說明制度改革還不到位。

       另外,像電力、石油、電信、金融等企業,因為它們處于壟斷地位,所以可以保持壟斷價格和壟斷利潤,而我們的制度對此又沒有做出合理的安排,所以都成了壟斷部門自己可以專享的利益,這是不合理的。針對這些情況,需要做很多工作,例如可以通過改變分配規則把壟斷收益社會化,可以通過引進市場競爭來減少壟斷,等等。

       眾多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管理體制改革,要形成一套完善的制度,這套制度要能保障市場的主體地位,不對市場進行不必要的干預;又要做市場做不到的這些事情,提供公共服務,保障社會公平。這些事情還必須做得有效率,做得公開、透明,要有社會監督。這就涉及到整個政府職能的轉換。改革30年來在經濟體制改革上確實做了很多的事,但是在政府改革這方面做的還非常不夠。現在存在著很多既不公平也影響效率的問題,比如公共資源的流失、貪污腐敗、壟斷部門的問題,這些都是既不公平也沒有效率的,政府體制改革先要從這些問題開始解決,這是當務之急。

       依靠財稅制度改善收入分配狀況

       <21世紀>:2007年財政收入預計將超過5萬億,比去年增收1萬多億。從稅制改革、特別是個人所得稅的角度,應該如何調節收入分配?

       王小魯:個稅的問題,關鍵是看對哪個階層來說,起征點調到2000元,對中低收入居民來說,還是有很大意義的,我看到一個數字,說七成工薪階層可以不用繳稅了。當然僅僅靠這么一個調整,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收入差距問題。比如說,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高收入居民的納稅問題,工薪收入基本上都跑不了,但是大量的灰色收入,其實是不用納稅的。結果就造成很多高收入居民反而少繳稅。這主要還是稅收體制不健全,下一步的問題是怎么健全稅收體制,減少漏洞,把稅法真正變成所有公民必須遵守的義務,讓所有該納稅的人都必須納稅。

       <21世紀>:與財政收入大幅增加相比,財政支出的增加同樣迅速,同時,也加強了對勞動力的保障。有人認為,這會增加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您怎么看待這些問題?

       王小魯:像<勞動合同法>施行后,農民工的就業更規范了,也要為他們上社會保險了,這些會不會大幅度地提高中國勞動力的成本?中國的出口加工業的勞動成本和發達國家相比,低到不能比擬的程度,這些年來,中國的出口加工業為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帶來了大量的消費者剩余。但我們付出的代價也是很大的,農民工沒有失業保險,沒有養老保險,沒有醫療保險,沒有加班工資,有的時候一天干十幾個小時,這么辛勤的勞動,拿到這么點收入,是很可憐的。所以我覺得,勞動者報酬是該漲一漲了,沒有必要為了維持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價格,把這一代人的青春健康全部支付出去。

       如果我們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適當地提高工資水平,改善整個中國出口加工業勞動者的福利待遇,我相信不會導致中國比較優勢的喪失,盡管有可能會導致局部的改變,可能會有其他低收入國家來替代,但不會導致整體性、根本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