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嫌疑人：“一個小孩賣一萬一。”

    批發孩子的人販告訴記者，他的進貨渠道，有的也是從別的批發商那里買來的，有的是從偷孩子的人販那里買來的。而偷孩子的成本最低，賺的也最多。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它成本就是我能盜就盜，能搶就搶，能拐就拐，他(人販子)頂多是個運輸成本。”

    王大偉告訴記者，從偷孩子到把孩子賣出去，這些人販子的成本就是些交通和住宿費用，利潤往往在10倍以上，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在巨額暴利的驅使下，才敢于鋌而走險。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偵大隊大隊長馬寧：“拐小孩很容易得手，簡單到就是有的抱著小孩說走，我給你買一個玩具，還有的就是給他一粒糖，一顆大白兔或者一瓶酸奶，簫墻就乖乖地跟著他走了，就被他抱走了。”

    花個幾十塊錢甚至幾毛錢的成本，就能一搗手賺上幾萬塊錢，這就是吸引那些人販子鋌而走險的暴利空間。

    除了巨大的利潤，人販子還看中的就是城市里那些有利于他們下手的治安盲點。你想，一個孩子即使賣幾萬塊錢，這中間也要搗好幾道手，有好幾個人來分，對人販子來說，要想賺大錢，只有找到能經常下手的地方，他們瞄準了哪里呢?再來看看。

    記者注意到，無論是東莞還是昆明，兒童失蹤的一個特點就是：大部分都發生在城鄉結合部。在昆明官渡區護福村，來自貴州農村的王興普告訴記者，他的兩個男孩在家門口被人拐走，至今沒有音信，而4年時間里，他統計昆明城鄉結合部的失蹤兒童就達到將近200名。

    昆明外來務工人員：“(云南)昭通，四川，福建我們都去了，我們去的地方多了，現在我們找得一分錢都沒有了。”

    記者注意到，在城鄉結合部，你能聽到的幾乎都是外地口音，聯防所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里居住的大多數都是外地人。

    昆明市官渡區前衛鎮福德第二巡訪中隊隊長謝道紅：“有27個省份的人(住在這里)。”

    謝道紅告訴記者，護福村真正的村民只有800多人，但是外來人口達到了6000多人，遠遠超過了本地人。同時外地人還在源源不斷的涌進來。同樣護福村所在的官渡區常駐居民只有56萬人，但是外來人口超過了100萬人。

    謝道紅：“近幾年比較難管理。”

    大量來昆明打工的人員就拖家帶口地，擠在這樣一個1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里。現在這些大大小小的樓里面少則5、6戶，多則10幾戶，幾乎家家戶戶都住著外來打工人員。城中村就變成外來人口聚居的地方，丟孩子的事情時有發生。

    昆明外來務工人員王興普：“晚上八九點鐘你出去，假如你是女孩，你身上要是面前吊一個手機，你要注意一點，小心一點，不注意他就給你搶去跑了。”

    這些外來務工人員全家的收入并不高，除去房租他們的收入也就只夠維持溫飽，所以孩子的教育問題也很難考慮。在官渡區的一個村子里，記者看到，父母們都忙著各自的工作，孩子們只能自顧自的在巷子里玩，沒有人理會這些孩子。這個小姑娘已經獨自玩了很久，看不出來誰是她的家長。眼前的這個小孩子正在酣然入睡，記者觀察了有半個小時也沒有人來照看他一下。就在記者采訪當天11點鐘左右，在這個墻角又丟失了一個孩子。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他們沒有時間去照顧孩子，也沒有專人去照顧孩子，所以這一類盜搶嬰兒的事件時有發生。”

    怎么才能鏟除這種惡劣的犯罪行為?

    昆明官渡區這些城中村時常丟孩子，在當地早就不是什么新聞，我們欄目前幾年也曾經調查過。沒想到，幾年過去，這里拐賣兒童的情況還是比較嚴重。

    拐賣兒童既有社會治安、城市管理、經濟落后等原因，也有法律制度上的問題。怎么才能鏟除這種惡劣的犯罪行為?來聽聽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的建議。

    采訪中，王大偉教授告訴記者，之所以幾十年打擊拐賣兒童的現象，都不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是因為對買孩子的家庭打擊不夠。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這些盜搶嬰兒如果沒有買方市場，它也不能形成氣候，而正是由于有了買方市場，有很多人有傳統思想作祟，比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比如抱個孩子來，兩個孩子好養活，這種思想作怪，所以存在一個買方市場，那么也就說加速了犯罪的泛濫和蔓延。”

    王大偉告訴記者，在打擊拐賣兒童的行動中，犯罪分子遭到嚴厲打擊確實大快人心，但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是，那些花錢非法從人販子手中買來兒童的家庭，卻很少受到嚴厲的懲罰，甚至很多時候，他們還集合起來圍攻公安機關的執法人員。

    王大偉：“有可能你去解救的時候，收養方甚至還不高興，甚至說收養的村莊還組織人來和公安機關作對。”

    人販子違法盜搶、拐賣兒童，需要付出成本，他們不可能發善心去把兒童免費的送給別人撫養，而一些家庭花錢買來兒童，已經和合法的收養有著本質的區別，但現實卻是，一些家庭買來孩子后，通過多年的生活，往往建立了感情，這種情況下，即使親生父母找上門來，也要尊重孩子的意見，導致非法買賣人口的所謂“養父母”得不到法律的制裁。這樣的寬容雖然展現了人性善的一面，但它也是滋生犯罪最大的溫床。

    王大偉：“要堅決的打擊，即使說你是為了‘收養’目的，你沒有去販賣，但是你要是明知他是被販賣的，拐賣的兒童，我個人認為也要追究他的責任，當然不一定是刑事責任，但是也要讓他受到一定的懲罰，絕不允許這種案件泛濫成災。”

    針對目前對拐賣兒童打擊偏軟的現實，王大偉也建議，預防孩子被拐賣遠比發生拐賣后再去找尋更為重要，所以應該多給孩子一些社會常識的教育，比如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也不要相信陌生人的糖果。同時，孩子萬一被拐，他也希望家長采取有效的措施積極自救。

    王大偉：“孩子上學稍微大一點的，比如說上初中的孩子，那么女孩子更要，這是英國的東西，也就說一旦遇到突發事件，色狼或者是人販子，我們把它拉開，你看，尖叫報警，即不傷害兒童，又可以把別人的注意力吸引過來，尋人撲克，這上面聯系電話什么都有，有尋親熱線，也有孩子照片，出生日期，失蹤地點，你像這個是發了40萬副，把這個孩子的照片還有電話都放在里頭，結果最后找回了13個。”

    半小時觀察：

    公安部的最新消息說，這次打拐行動中，298個被拐兒童找到了親生父母。不過，成績背后還有個沉甸甸的數字，1900多個解救出來的孩子至今沒有找到自己的父母。事實上，僅僅依靠警方一場場打拐行動來解救被拐兒童，經濟成本社會成本都太高昂。呵護好這些孩子需要我們調動更多的社會資源，比如為農民工開辦廉價幼兒園托兒所，以及像專家建議的提高對買孩子一方的懲罰力度。堵住這些漏洞，將會挽救更多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