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拆托”

    "除了暴力和恐嚇，他們很難再有其他有效的談判手段。"

    當然，秦淮區那份告示中所描述的黑色“拆托”，同樣活躍在拆遷戶們之間。除了暴力和恐嚇，他們很難再有其他有效的談判手段。他們要么依靠拆遷戶，要么依靠拆遷辦，天平隨時會歪向其中的一邊。這樣的黑色“拆托”，讓拆遷辦和拆遷戶都“敬而遠之”。按曾任南京市秦淮區司法局局長、長期介入拆遷的南京市溧水縣法院院長周迅的說法是：“有涉黑傾向的人不要去惹，沾上了就甩不掉。”

    周迅說，至少在2003年，他們就已經在秦淮區發現了這類“拆托”的存在，并由此催生了“拆托”這個詞。當時，拆遷辦將他們和“活鬧鬼”視作同類。在南京方言中，“活鬧鬼”近似于小混混、古惑仔。

    當年8月，南京市鄧府巷拆遷戶翁彪因為不滿拆遷補償，在拆遷辦點火自焚身亡。翁彪之死直接導致了南京拆遷管理制度的改革，與這之前不同，南京開始對不同的地塊進行分類，按照市場評估價格進行補償，拆遷戶和拆遷辦之間的談判有了可能。但這種改革不可能徹底，拆遷補償中仍夾雜著各種不平等不透明的運作，一些非正常的談判手法反而趁勢而上。

    2003年底的外秦淮河改造工程，“活鬧鬼”突然加入到拆遷戶的陣營，仿佛發現了一塊新大陸，他們像電影里收保護費一樣，挨家挨戶地跑，要求拆遷戶委托他們去和拆遷辦談判。在這之前，人所共知的是，“活鬧鬼”們常被懷疑為騷擾、驅趕拆遷戶的“主力軍”，翁彪和他的鄰居們就深受“活鬧鬼”之苦。

    “活鬧鬼”的能量直接影響了外秦淮河改造工程的拆遷，拆遷戶們撕毀了本來已經達成的拆遷協議，有人則拿著拆遷戶的委托書上門來找拆遷辦談判……

    周迅說：“那些拆托能把你的電話、住址、老婆在哪個單位、小孩在哪個學校都弄得一清二楚，并且借此來威脅你。”“拆托”們動輒召集幾十名“活鬧鬼”聚集鬧事，在這種不講規則和套路的談判方式面前，很多拆遷公司都或明或暗地散財了事。

    2004年，能量巨大的黑色“拆托”們迎來了自己第一次“滑鐵盧”。這年5月，秦淮區東水關拆遷現場，“光頭黨”的出現給政府打擊“拆托”提供了機會。

    一位做工程的老板搭建的“違章建筑”面臨強制拆遷，他請來“拆托”和拆遷辦談判。但是談判未成，行政執法部門決定實施強拆，這名據稱有“涉黑傾向”的“拆托”隨即組織45名“活鬧鬼”到場，試圖阻止強拆。

    這些“活鬧鬼”清一色的光頭，穿著統一的“美津濃”運動服、白色旅游鞋，年齡在20歲左右，“光頭黨”之名由此出現。警方調動100名特巡警，抓獲 43人，僅2人逃脫。這批“光頭黨”除為首者判刑之外，多數被“勞教”，而他們跟隨“拆托”出場的代價是每人每天100元，一包香煙，外帶一日三餐。

    “拆托”被抓，按江湖規矩，將來出獄之后還會找這位房主索要賠償，公開的行情是每人每年2萬元。

    此后秦淮區先后破獲多起“光頭黨”案件。2009年，江蘇省打黑辦公布的一份資料中，當年南京市打掉了多達612名“光頭黨”成員，其中有115名充當過“拆托”，其中多半出自秦淮區。

    無間道

    "一位拆遷辦工作人員說，對于很多拆遷人員來說，借助“拆托”做拆遷戶的工作也是常有的事。"

    黑色“拆托”雖已減少，但各種靠“拆托”“交際”或欺騙生存的拆托卻很活躍。

    今年3月，《南京晨報》報道的一起“拆托”案例代表了“拆托”們另外的生存方式。

    3年前，下崗職工周先生的房子拆遷，據評估應該獲得44萬元的補償金。在等待拆遷款的日子里，周先生看到了一個“拆托”的廣告，聲稱有專業律師幫助提高拆遷費。周先生找到這個“拆托”，對方表示可以多要到6萬元，但要3萬元的報酬。一個星期后，“拆托”兌現了承諾。

    3年之后，周先生聽廣播時，得知下崗職工拆遷時有額外的補助，到有關部門一查，才知道“拆托”幫他多要的那6萬元本就是他該得的“下崗補貼金”。

    包括前文所述的趙峰在內，很多拆遷戶都懷疑自己所遇到的“拆托”實際上在玩“無間道”——說是幫拆遷戶和拆遷公司談判，實際是拿著拆遷公司的勞務費，幫拆遷公司“忽悠”拆遷戶。

    一位拆遷辦工作人員說，對于很多拆遷人員來說，借助“拆托”做拆遷戶的工作也是常有的事。“拆托”們畢竟手段多樣，有些拆遷戶也聽他們的，當拆遷工作進行不下去的時候，讓“拆托”走上前臺未嘗不是一個好辦法。

    這導致了拆遷人員和“拆托”之間的微妙關系。類似劉宏這樣具有雙重身份的“拆托”也許是特例，但二者之間的藕斷絲連卻是明擺著的。在搜狐房產論壇中，一篇題為“只許開發商找人做托，不許老百姓找人做托，什么邏輯”的帖子，曾引發了眾多網友的跟帖回復，這顯示出公眾對于“拆托”的后臺究竟是誰，心中自有一本明賬。

    南京的很多拆遷工地上，都可以看到打擊“拆托”的橫幅、標語、告示，南京紀檢監察官方網站還總結了“拆托的三大危害”。

    在南京市南捕廳的拆遷現場辦公室大門口，南方周末記者曾經看到一條“堅決打擊拆托，保障廣大住戶的合法利益”的巨大橫幅，但是走遍這個大院里的每個辦公室，幾乎所有的人都說對“拆托”一無所知。一位工作人員甚至說，她從來沒有看到大院里還有這樣的一條橫幅，盡管她每天上班都必須從這條橫幅下走過。對于“拆托”的選擇性失明，也許正暗合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老話。

    的相關拆遷負責人、房管局副局長等官員，使違章建筑變身合法建筑，得到了近3000萬元的拆遷補償。扣除行賄和建筑成本，徐善偉單這一個項目就獲利高達2000余萬元。

    另一個案例中的“拆托”亦通過行賄獲得暴利。在寧杭高速公路二期的拆遷項目中，南京某村委會副主任王某以被拆遷人親戚的名義，承諾給拆遷負責人好處，讓其多算點面積。隨后，原本政策規定中只賠6萬元的房子，最終獲得了103萬元的賠償款。其中6萬元王某給了被拆遷人，5萬元作為“好處費”給了該拆遷負責人，剩下的92萬元全部自入腰包。

    近年來南京市新建住宅每年都以250萬平方米的增量快速發展，僅2009年舊城拆遷建筑面積就超過80萬平方米，有近10000戶家庭搬遷。據《法制日報》報道，從2008年9月到2009年7月，南京檢察機關就立案查處“拆托”引發的職務犯罪案件29起，涉案人數33人。

    如果把“拆托”這個群體比做一座金字塔，徐善偉這樣的“拆托”就是金字塔的塔尖。

    事實上，類似徐善偉這樣的 “拆托”，應當被歸為“拆托”中的大鱷——數量少，利潤高。與之相比，更多的“拆托”是和“醫托”一樣，遍地撒網、小本經營。他們無法像徐善偉那樣覓得足夠優質的拆遷對象，更無法像徐善偉那樣一擲千金，成為拆遷公司和拆遷戶共同的“朋友”。

    這些“拆托”共同的經營模式是：以各種手段幫助拆遷戶索要更多的拆遷補償，雙方平分多要到的款項。假設一位拆遷戶本可以從拆遷公司得到100萬元的拆遷補償，但如果“拆托”可以幫他要到120萬元補償，“拆托”就可以分到其中的10萬元。

    盡管手法不一，“拆托”們和徐善偉有著共同的特征：嗅覺靈敏——這有助于他們找到合適的狩獵對象；口齒伶俐——這有助于獲得人們的信任；社會關系復雜——這有助于他們在拆遷公司和被拆遷戶之間游刃有余。這些共同的特征實際上構成了“拆托”們的生存方式：找到合適的目標，對拆遷單位“抬”，對拆遷戶 “壓”，從中獲取補償差價。“他們一方面是地頭蛇，當地群眾惹不起，另一方面在政府部門中有一定人脈背景，別人談不下來的價格他們能談下來，別人擺不平的事他們能擺平……獲利相當豐厚。”南京市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處處長林志梅這樣形容“拆托”。

    白色“拆托”

    "眾多拆遷戶證實，“空白的拆遷協議”幾乎是每個此類“拆托”必經的手續。"

    在南京，“拆托”這個詞是2004年最早在政府公開文件中被使用。該年，南京市秦淮區發布了“嚴厲打擊‘拆托’，切實維護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的告示。該告示對“拆托”的描述是：所謂“拆托”，一般指接受被拆遷人的委托，以謀取高額非法利益為目的，采取威脅、侮辱拆遷人員，聚眾造勢甚至是“打砸搶” 等不正當手段，脅迫拆遷實施單位接受不平等、不等價的拆遷條件的人，常見的“拆托”大多有劣跡，屬社會閑散人員，甚至具有涉黑性質的人員。

    但這個定義顯然并不適用于所有的“拆托”。此次江蘇省檢察機關公布的“拆托”都不在上述定義之列，現實中的拆托并不像官方公文所言的“臉譜化”。

    老方(化名)是南京市下關區的一個拆遷戶。他所在的片區剛聽到拆遷的風聲，就有“拆托”找上門來，主動要幫他去和拆遷公司談判，老方擔心有詐，立即拒絕。但是后來表哥介紹的“拆托”阿濤(化名)贏得了老方的信任，老方用“有量”(南京話，意即“有能量”)來形容這位“拆托”：“他開著一家很大的公司，出入有車，和拆遷辦的人稱兄道弟。”湊巧的是，老方的一位堂弟恰好是這位“拆托”阿濤的司機，“資質”和“能力”果然沒問題。從堂弟口中老方得知，找這位“拆托”的拆遷戶“排著隊”，但阿濤輕易不接。

    阿濤后來為老方爭取到的拆遷補償相當于比其他鄰居多了近50萬元。讓老方津津樂道的是，盡管當時已經凍結了戶口，但阿濤依然為他辦好了分戶手續，這意味著，本來老方只能按照一戶家庭獲得補償，但現在卻一下變成了兩戶。僅這一點，就意味著阿濤的觸角不只伸到了拆遷辦。

    但并不是每個拆托都如此“有能量”、“講信用”，也有拆遷戶被“拆托”坑得苦不堪言。

    南京市鼓樓區鳳凰東街60號的拆遷戶趙峰(化名)就主動在網絡上曝光了一個“拆托”。趙峰的房子今年年初已被強拆，但因為“拆托”，他至今沒有拿到補償款。

    這位“拆托”劉宏(化名)，據趙峰稱是南京市白下區某拆遷辦的工作人員，他主動搭訕結識了趙峰家人。劉宏后來聲稱和拆遷辦談好了拆遷補償，要求趙家簽署一份空白的拆遷協議，但卻拒絕告訴他究竟補償了多少錢。劉說這樣做的理由是擔心趙峰把補償價格說出去，對整個拆遷工作不利。

    8天后，劉宏依照協議，要求趙峰先交鑰匙后拿錢，而趙峰則要求先見錢后交鑰匙，雙方為此鬧僵。其后拆遷公司依據拆遷協議將趙家強拆，劉宏銷聲匿跡，趙峰則分文未得。

    南方周末記者接觸到的眾多拆遷戶證實，“空白的拆遷協議”幾乎是每個此類“拆托”必經的手續。拆遷公司和拆遷戶保障各自利益的憑證，就是由此簽署的一份份“陰陽合同”。“拆托”的運作能否成功，就看他有沒有能力取得拆遷戶的信任，讓他們接受這份空白合同。

    相對“拆托”，請律師的前期費用也讓諸多身處社會底層的拆遷戶付不起，“100塊錢都當很多錢在用”，很難一下掏出幾千幾萬的律師費。

    南京崔武律師事務所的崔武律師說，從法律意義上看，“拆托”與拆遷戶之間是一種代理關系，并不違法，由于拆遷往往由政府主導，體制內的法律服務機構通常不敢介入，“拆遷戶需要有人為他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