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應屆生小琳在網上看到了北京某局級部門下屬事業單位的招聘公告。在連續通過筆試、面試、體檢、政審和公示環節后，小琳將正式成為4000萬“事業人”之一。

　　自2002年開始，像小琳這樣通過應聘進入事業單位已漸成常態。人社部年初表示，目前全國事業單位聘用合同簽訂率已達90%。但在人事制度等單項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時，缺乏國家層面的統一規劃仍制約著事業單位改革整體進展。權威人士日前透露，國務院

　　“為什么現在需要聚焦頂層設計的指導意見？”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院長吳江告訴人民網記者，由于在長期的改革過程中，一些公共服務產品過度市場化，如部分醫院、學校出現亂收費現象，亟需國家在宏觀層面予以規范，強化公共事業單位的公益屬性。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只有當改革實現整體推進時，各單項變革才可能沖破現有利益格局，達成政策設計初衷。

　　改革改的是什么？ 動力何來？

　　由于歷史原因，事業單位的功能定位含混，出現政事不分、管辦合一、事企融合，結果造成資源配置不合理、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工作效率低下等問題。在未來的改革方案中，強化事業單位的公益屬性將成為主導理念。按照規劃，行政性和經營性事業單位的“剝離”過程將在5年內完成。

　　“過去的19年，主要推進了事業單位的社會化改革，由政府包攬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事業單位并存；從業人員身份也實現由公職人員向職員的轉化。”吳江認為，各地的基層改革已十分活躍，這些實踐經驗為制定宏觀政策提供了豐富案例，所以現在才有把握推出指導意見。

　　汪玉凱指出，當不同的改革模式在各地遍地開花之時，如果缺乏國家層面的整體部署，有可能進一步忽視事業單位的公益性，“提升公益服務水平、滿足人民群眾需求，是事業單位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據吳江分析，事業單位改革的動力來自內外兩個方面：從外部環境看，社會公眾對于解決就業難、看病貴及提升社保水平等方面的現實訴求，迫使事業單位必須通過改革來滿足公眾；從內部機制看，事業單位的廣大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也希望獲得與付出相匹配的回報，不能“干好干壞一個樣”。

　　在經營性事業單位改制方面，出版業已率先踏出了一條路。截至2010年底，177家中央經營性出版社中，除一家停退外，其余都換上了“企業身份證”。至此，包括地方出版社、高校出版社在內的全國所有經營性出版社已全部完成轉企，成為市場主體。

　　“由于出版社自身具有較強的經營目的，目前來看轉制成效良好，可以成為接下來經營性事業單位實現‘剝離’的范例。”汪玉凱說。

　　改革動了誰的利益？難點何在？

　　“工資雖然不高，但收入可以很高。”在小琳看來，除了一畢業就可以端起不會被打碎的“鐵飯碗”外，事業單位最吸引她的，還有逢年過節的“灰色收入”。

　　2010年全面實施的績效工資改革，其中一個目的即嚴肅事業單位分配紀律。從政策設計看，將津貼發放狀態從無序狀變為有序，符合社會對事業單位收入分配管理的期待；但在實施過程中，卻仍無法杜絕紅包、購物卡等“后門收入”不絕的狀況，這甚至成為吸引年輕人投奔事業單位的優勢之一。

　　公立事業單位養老保障制度變革也遇困境。2008年底，《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出臺，山西、上海、浙江、廣東、重慶五省市開展試點，但由于該方案大幅下調相關人員的退休養老待遇，實施效果并不佳。

　　“現在多數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拿的是退休金，今后改革的方向是，事業單位人員要全部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吳江介紹，中間會有一個“老人老辦法、新人新制度”的過渡期，保證“老人”養老待遇不下降，“新人”按照規定繳納社會保險；除基本養老保險外，一些事業單位還可通過職業年金的方式加以補充，以解決目前備受詬病的退休待遇“雙軌制”。

　　改革無疑牽動了4000萬“事業人”的切身利益。除此之外，在分類改革逐步“剝離”非公益性事業單位的過程中，也將有錯綜復雜的角力。

　　“事業單位分類改革難在如何‘剝離’”。汪玉凱告訴記者，對于行政性事業單位而言，雖然內部反對被劃入行政機構的聲音幾乎不存在，但劃歸行政系統的標準及如何避免造成行政機構臃腫化，卻是改革難點所在；對于經營性事業單位來說，如何公平對待在工作期間面臨改革的“中人”利益，需要決策者權衡利弊、公平應對。

　　在“剝離”后被保留下來的公益性事業單位中，仍然牽涉利益分配問題。“比如，一些地區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還在收取擇校費，當被劃歸到純公益性事業單位之后，還應不應該繼續收取？這筆費用要如何處置？又如，對于準公益性事業單位，在允許其保留市場機制的同時，如何規范其整體非營利性定位，也亟待決策者厘清。” 汪玉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