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黨報熱線接到了多起欠薪事件的投訴。在黨報熱線的協助下，有兩件討薪事件都在近期得到了圓滿解決，但是，我們不禁要問，如果沒有黨報熱線的幫助，60多歲的董慶富老人3年的討薪之路是否還要持續下去？河南農民工們是否也要重蹈老人漫漫的討薪征程？盡管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我們無從知曉，但至少這兩個疑問讓我們開始思考一個更深的問題：在現行的包工制度下，誰來監管“包工頭”們？誰又來保障農民工等相對弱勢群體的切身

　　事件一：“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

　　一位河南農民工日前到黨報熱線投訴，他們18人今年3月份從河南來到位于萊西市的牛溪埠鎮的白鷺湖度假區的建筑工地干活，一直是跟著一個姓畢的老板干，當初畢某向他們承諾每半個月發一次工資。到如今都兩個月了，他也沒給他們發過全額的工資，只給他們發點生活費，由于生活費非常少，根本就不夠用。他們為此多次找畢某協商，但他就是拒絕給他們工錢，不但不給，還說：“就是沒有錢，你們愿意告就去告我吧、要命一條！”他們現在真的沒有辦法，要工資不給，回家沒有路費，在當地也沒有親朋可以幫助，想通過法律途徑要回血汗錢，又沒有錢請律師，萬般無奈之下，他們找到了黨報熱線。

　　事件二：千元工錢竟然拖了3年！

　　60多歲的退休老工人董慶富不久前到黨報熱線反映，說他和另外一位老人的工錢被一個劉姓項目經理拖欠了3年之久，希望能夠幫其討回。2008年6月，青島某儀表公司項目經理劉某與兩位老人協議，雇傭他倆在李滄區青峰路自來水一戶一表改造工程的工地上干活，工期一個月。當時劉某承諾給他倆每人每天45元工錢。但活兒干完后，對方承諾的工錢卻一直沒有發放。2008年底，兩位老人找到劉某索要工錢，可對方卻以工程還沒全干完為由，不給結賬。由于多次向劉某討要工錢不果，2009年，他們只好找到劉某所在的儀表公司要個說法，當時一位姓王的經理讓他們把工作牌和身份證等復印件交給公司，并承諾說如果劉某不給錢的話，公司也會給，讓他們回去等消息。可是此后他們多次找當事人和公司交涉，對方都敷衍了事，拒絕給錢。董慶富無奈地告訴記者：“為了這1300元錢，我們已經討要了3年，都快絕望了，這些錢對很多人來說也許不算什么，但卻是我好幾個月的生活費，希望黨報熱線能幫助我。”

　　記者手記

　　在黨報熱線的協助下，董慶富老人前不久終于拿回了本屬于他的1300元錢，河南18名農民工也在4月22日拿到了2.5萬元工錢。這兩件討薪事件終于得到了圓滿解決，但其實我們更希望看到的是，每一個辛苦勞作后的農民工，在沒有外力幫助的情況下，也可以順利地拿到屬于自己的血汗錢。

　　也許更多的法律界人士會說，如果遭遇欠薪，這些民工完全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當然，這首先是要他們與包工頭們簽定過一紙可以用來打官司的合同。不可否認，完備詳盡的用工合同是保障雇傭工權益的重要法律文件。但實際的情況是，一旦遭遇到惡意欠薪，這些本來就囊中羞澀的被雇傭者，即使有一紙合同的保護，其尋找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成本也實在高到讓人不忍：先不說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單單是為討要薪水而付出的情緒成本也讓人心酸。董慶富老人為了區區1300元錢花費了整整3年之久這一事實，可見民工單憑一己之力的討薪之難。因此，我們再次追問，除了合同之外，政府相關部門是否該建立一套更為完善的農民工工資保障機制，讓他們在遭遇欠薪之時也能順利拿到工錢？

　　“建設單位應建立一套農民工工資保障制度，不直接將工資發給包工頭，如此就可以有效遏制這種拖欠現象。”這是記者在采訪中許多社會學者的心聲。顯然，“掐住”包工頭的錢口袋是個避免惡意欠薪的好辦法，具體做法是：包工頭按工程中標價繳納農民工工資保障金，由建設單位和建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管理，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監督使用，一旦包工頭無法按時足額支付農民工工資時，可由建設單位從工資保證金中先劃支，保證農民工工資的發放。當然，這一制度的實行絕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整個主管部門的介入和作為。但是，至少這一思路讓我們看到了農民工未來避免惡意欠薪的希望之光。(本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