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我國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實施，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入刑。司法實踐中，由于對“組織”一詞的理解存有差異，執法機關和相關專家對盡快出臺相關司法解釋充滿期待。更為緊迫的是，在打擊人體器官買賣黑中介的同時，法律如何支持并規范人體器官移植捐獻體系，是保障數以萬計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獲得及時救治的不二選擇。

　　難題一　追究中介的刑事責任難

　　近來，北京、銀川、陜西紛紛查獲地下中介非法組織買賣人體器官的案件。其中，發生在北京市西城區的非法買賣人體器官案，犯罪嫌疑人劉韞璐、董兵崗最終被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和有期徒刑2年緩刑2年，并處罰金。

　　“盡管人體器官地下黑市活躍，但對人體器官買賣和中介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判例十分少見。”北京、銀川等地多位辦案檢察官認為，即使中介被追究刑事責任，所定罪名也有所不同。比如，有的因非法拘禁“供體”，定性為非法拘禁罪；有的因為對未成年人造成極大的身體傷害，定性為故意傷害罪。北京市首例人體器官中介行為，則定性為非法經營罪。

　　對同類犯罪以不同罪名起訴判刑的狀況，從5月1日起得到改變。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開始實施，其中規定：“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刑法修正案(八)規定了專有罪名。毫無疑問，這有利于打擊這類犯罪和在司法實踐中掌握統一的定罪量刑標準。”之前負責起訴劉韞璐、董兵崗案的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張文秀對刑法修正案(八)給予肯定。

　　然而，也有身處一線的辦案人員認為該條款增加了公安機關的取證難度。刑法修正案(八)第二百三十四條中對“組織”的理解，遭遇兩類執法困境：首先，如果將“組織”限定在“招募”、“管理”他人出賣人體器官，并以此作為立案和取證標準，對偶犯就很難依照這項罪名進行立案查處；其次，對“組織”的理解是否意味著要多人、多次犯罪方可依據此條立案，如果發現單起單人的行為是否又會按非法經營罪、非法拘禁罪等罪名來定罪。

　　為此，相關刑法學專家建議，希望盡快出臺對刑法修正案(八)第二百三十四條的司法解釋，以避免在司法實踐中由于理解不同造成執法標準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