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1898.5—1941.3.14）是中國革命史、黨史、軍史上有重要影響的一位人物，武漢江夏區舒安鄉祝廟村人。

　　15歲時，他在武昌涵三宮的日新預備學堂讀完初中后，便進入武昌模范大工廠工作。白天工作晚上學習，磨礪塑造出他求知自強的不屈性格；十月革命與五四運動的爆發堅定了他追求真理的信念。在和中共武漢地委負責人包惠僧會面時他表示：讀了《勞動周刊》知道中國工人也要組織起來，我愿意從這方面來

　　1920年，項英在武漢組織紡織工人罷工；1921年12月他在武漢江岸籌建鐵路工人俱樂部；192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時，武漢地區共產黨員的人數，總共不過十多人。

　　一生只與父親相處12天

　　項蘇云是新四軍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項英的長女。昨日，記者聯系上項英的女兒項蘇云女士，80歲的項女士聲音洪亮精氣十足。

　　1948年，她和李鵬等21位中央領導和烈士子女留學蘇聯，回國后先后在紡織部、中國科協工作。到1991年退下來之前，她把一個在機構改革中幾乎被取消的科協青少年部不僅保存下來，并且籌集大量經費，帶領孩子們參加國際奧林匹克競賽，使中國一舉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奧賽強國。

　　“我出生前父親已經離開上海到蘇區，我這一生只和父親一起生活了12天”，2歲時母親離開后，地下黨把項蘇云托付給陶行知先生辦的孤兒院，她的名字就是陶行知先生起的，意思江蘇天空中飄來飄去的一朵云彩。”

　　1938年，7歲的項蘇云被輾轉送到延安去讀書。這年父親項英來延安參加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那天她正在學校吃飯，忽然老師告訴她，有人來接她去見她爸爸。到了大禮堂后，她卻不知道哪個是她父親。

　　父親見到她的第一句話是：“你叫什么名字？幾歲了？”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他在問別人的孩子。在延安相處了12天后，父親因為有任務在身離開了延安。20多天后，父親從西安托人給她捎了一封信、一筒餅干、一副手套。信中讓她好好讀書，將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新中國。

　　當時她并不知道，這就是和父親的永別。直到4年后，陳毅來延安籌備“七大”會議時帶來消息，她才知道父親已被叛徒殺害。

　　寧死要為天下工友爭口氣

　　1922年10月，項英領導漢口揚子江機器廠罷工，并向廠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廠方拒絕采納還關閉了廠門。項英鼓勵工人“要提起精神，努力奮斗，爭回人格，為天下工友爭口氣”，工友們團結一心，最終取得勝利。項英很快成為武漢工人階級公認的領袖之一。

　　“1923年2月，父親任京漢鐵路罷工委員會總干事。4日，京漢鐵路工人爭人權、爭自由的總同盟罷工開始”。5日，父親代表工人前往交涉，要求軍警交出被關押的工友。敵人將父親扣留，并以槍相威脅逼他下令復工。可他堅強不屈。次日工人們為援救項英包圍軍警。在工友聲聲“還我項英”的吶喊中，父親走出軍營。

　　為反抗強權，項英、林育南等舉行游行示威，隊伍“由江岸經過租界以抵華界，歷時2小時許，沿途加入3000人，所過商民多呼歡迎，巡捕崗警無敢阻攔者，此種情形實為僅見”。父親一直昂首走在游行隊伍的前列。“二七”慘案發生當天，項英率100多名工人糾察隊員沖進江岸車站，準備搶救林祥謙和被捕的工人，但寡不敵眾未獲成功。

　　1926年秋起，項英在武漢組織工人糾察隊并任總隊長，配合北伐軍作戰和維持社會秩序，參與收回漢口英租界和反夏斗寅叛變的斗爭。他在中共第三至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為中央委員。

　　父親發布命令確立建軍節

　　盡管與父親相處時間很短，但項蘇云對父親的經歷卻非常了解。

　　大革命失敗后，父親到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1931年1月起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代理書記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他和副主席朱德、毛澤東一起，決定建立紅軍總政治部，明確其職責以及政治委員與政治機關之間的關系。對江西紅軍和蘇區的“肅反”擴大化進行嚴肅批評。

　　1933年5至12月，父親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代理主席后，發布命令確定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之日為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積極領導擴建紅軍，編組新的師和軍團。主持制定《中國工農紅軍誓詞》，建立軍中獎勵制度。

　　1934年1月，父親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曾主持籌備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成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并兩次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

　　父親將游擊戰術編成歌訣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根據中共中央決定，父親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軍委分會主席，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等一起，率留在蘇區的紅24師和地方武裝1.6萬余人，掩護紅軍主力進行戰略轉移。11月底鑒于形勢惡化，逐步作出獨立自主堅持斗爭的部署。

　　1935年2月后，根據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的指示，父親組織紅軍和游擊隊分路突圍，轉入分散的游擊戰。在與中央失掉聯系、被國民黨軍持續“清剿”的困難條件下，父親領導贛粵邊游擊區軍民殊死斗爭。他曾將游擊戰術編成歌訣，教育紅軍游擊隊提高斗爭藝術，靈活打擊敵人。保存了南方游擊區革命支點，保存了革命骨干。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對于南方游擊區工作的決議》，對父親和南方各游擊區軍民的斗爭給予高度評價。

　　在武漢誕生了抗日“鐵軍”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父親和陳毅一起，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精神，先后在贛州、南昌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合作抗日的談判。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父親為新四軍副軍長。12月23日，父親回到武漢，與葉挺共同組建新四軍軍部。25日下午，父親和葉挺在漢口大和街26號召開軍部機關干部大會，這是新四軍軍部機關的第一次會議。它標志著新四軍的誕生。1938年1月4日，項英率軍部機關人員奔赴南昌。他和葉挺等人在武漢的這段日子，被稱之為“鐵軍誕生的時期”。

　　1938年春，父親向各游擊區傳達中共中央指示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將分散在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編組為新四軍。派出先遣隊赴敵后作戰略偵察，陸續組織部隊向蘇南、皖南、皖中敵后挺進，開展游擊戰爭。抓緊東南各省中共地方組織的恢復、建立和發展，在長江南北地區創建抗日民主根據地。

　　1940年4月，父親在皖南指揮春季反“掃蕩”，10月參與指揮秋季反“掃蕩”，共殲日偽軍3000余人。1941年皖南事變后，父親與周子昆等率軍部10余人隱蔽于附近山區，3月14日凌晨在涇縣蜜蜂洞被叛徒劉厚總殺害。（記者 高星 圖 何曉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