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中小學錄取時。教育部去年底發布“禁令”，要求各地3年到5年基本解決義務教育階段擇校亂收費問題。時隔半年，記者采訪發現，廣州、北京、南京等地部分中小學擇校費不僅未降，反而水漲船高，有的已超過10萬元。

　　不少家長表示，僅憑一紙“禁令”，難止高價擇校費。根治擇校亂收費，政府仍需出重拳。

　　擇校費陷入“越治越漲”怪圈

　　最近，在廣州市許多小學門前，眾多家長起早排長隊，就是為了獲取一個“交錢”的資格。一位家長告訴記者，報名時所填表格中，有一欄明顯寫著“自愿捐資助學”說明，如果填的數額低于上一年，很有可能報不上名。

　　據了解，2010年廣州擇校費總數11億余元，其中捐資助學費9.4億元，占了八成多。有一個區的擇校費高達2億元。

　　廣州市教育局表示，2011年擇校費標準與2007年相同，省市一級學校為每個學生4萬元，一般等級為每生2.3萬元。

　　然而，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廣州2011年擇校費普遍上漲。據一些家長反映，省一級名牌小學擇校費高的收到了12萬元，4萬元僅是起步價，平均也收到了7萬元左右。

　　“教育部門年年治理擇校亂收費現象，但擇校費卻一年比一年高。北京市少數知名小學的擇校費最高也達到10萬元，這似乎到了一種失控的狀態。”北京一位韓姓家長說。

　　這種擇校亂收費現象已蔓延至幼兒園。采訪中，北京一位擇“園”未成功的家長講述了親身經歷：面試的那一天，園長要求先對家長逐一面試，“一進門，園長二話沒說，用一支筆點了點放在桌上的白紙，暗示讓我寫個‘數兒’，我當時腦中一片空白，順手寫上：贊助費2萬元。出門一問傻眼了，多數人都比我寫的金額高，當時就知道沒戲了。”

　　擇校費從上世紀90年代出現以來就不斷受到質疑。近年來，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家長及媒體對治理擇校費的呼聲很高，教育主管部門和各級政府也屢出治理擇校費禁令，但治理效果一直很不佳。

　　2010年11月初，教育部網站發布指導意見，要求各地力爭經過3年到5年的努力，使義務教育階段擇校亂收費不再成為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并提出了10項措施治理擇校費。今年2月，教育部相關負責人再次表示當前要大力整頓擇校費問題。

　　一些家長表示，從目前許多城市擇校費水漲船高的情況來看，有關部門提出的治理愿景恐怕很難實現。

　　擇校費去向不明　背后隱藏“利益鏈”

　　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公辦名校打著“捐資助學”的旗號收取巨額擇校費，一些地方教育部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使擇校現象愈演愈烈。

　　針對公眾質疑，廣州5月初公布四區擇校費去向情況時稱，擇校費一半返還學校，一半留教育局統籌使用。當媒體追問使用明細時，市教育局負責人公開回應說“不知道”。

　　而廣州市公職律師事務所主任、市人大代表王超瑩表示，擇校費是收支兩條線的，直接進財政賬戶，教育局是知道的，因為在人大財政預算報告中，所有學校的預算開支是列支在教育局下面的。

　　擇校費的背后，實際上隱藏著一條灰色利益鏈，這是擇校費一直不能公開的真正原因。有關知情人透露，學校、教師、主管部門，甚至還包括“學托”，都是這個鏈條上的既得利益者。有的學校把擇校費用于發放教師福利，改善教學條件；有的地方教育部門則規定，學校花錢打報告審批。

　　北京一位家長告訴記者，他朋友花了10萬元給“學托”后，由學校老師通過“推優”名目讓孩子進入了一所北京知名小學，“學校并沒有拿到錢，10萬元是被老師和‘學托’分了。”

　　而且，擇校費收取多少有彈性。由于家長的社會關系、領導批條分量、學生分數不同，擇校費的標準會有高低差別。據記者了解，同樣一所學校，擇校生的收費標準也會有所不同，而依據往往就是主管部門或者主管領導的一句話。

　　南京部分學生家長反映，為了讓擇校費收取方式不露痕跡，有的學校要求家長將錢打到單位賬戶，之后通過單位賬戶轉賬的方式匯入學校賬戶，稱作“企業對學校捐資助學”；有的學校要求家長不要繳納現金，給學校贈送辦公用品，比如電腦等，而實際上，實物的總價要比規定的擇校費高出一截。

　　不能“越改越模糊”　治頑疾要動真格

　　教育部今年2月強調，把義務教育階段擇校與收費完全脫鉤。但在記者采訪中，不少地方學校負責人表示：“初衷雖好執行難，而且也缺乏監督。”

　　南京一所知名小學的蔡校長說：“每年方方面面找來的關系太多，學校只能用‘經濟杠桿’來調節，要不然沒辦法安排。”另一位中學校長說，起初，收擇校費是因為“投入不足”，一刀切禁止不太現實。

　　海南省教育廳巡視員石秀慧說，要解決擇校亂收費問題，不僅要教育部出臺文件，還需要各地拿出具體措施，否則很難落到實處。

　　“目前，擇校的根源還是教育資源不均衡問題。”石秀慧說，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難度雖然大，但只要各地政府重視，還是能夠解決的。

　　近年來，部分城市采取教師輪崗、名校連鎖等措施，在一定區域緩解了擇校風。南京一所公辦初中的吳校長說，實踐中存在三方面問題：一是名校拿出來流動的教師數量很少；二是老師流動到薄弱學校時間很短；三是名校校長經常是把能力較差的老師流動出去。

　　有關專家認為，任何改革的目的都應是越改越清晰，越改問題越少。但一些城市的基礎教育卻“越改越模糊，越改尋租空間越大”。海南大學教授曹錫仁認為，能否治愈擇校亂象，考驗的是政府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