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建言精神衛生立法激辯精神障礙患者強制收治適用條件

　　“擾亂公共秩序”收治規定引爭議

　　6月10日，備受關注的《精神衛生法(草案)》歷經26年漫長孕育終艱難面世，國務院法制辦就草案向社會開展的首次意見征集昨日截止，社會各界通過不同方式參與討論,另有多家專業機構遞交了修改建議書。

　　除了精神障礙患者的非自愿住院醫療制度，社會各界關注焦點還包括如何加大投入，建立和完善精神衛生服務體系、如何保護患者合法權益等問題。

　　在此期間，本報記者多方采訪精神衛生障礙患者及其家屬、精神科醫生、法律界人士和草案起草人，聽取他們對上述焦點問題的看法。同時，我們選取華中地區一家精神病專科醫院為樣本，調查解析我國精神衛生領域現狀及存在的問題，探索解決之道。　　　　　　　　　　　　　　　　　　　　　　　　　　　——編者

　　如何設置非自愿住院醫療制度，是精神衛生立法的重中之重，也是難點中的難點。

　　究竟什么樣的人應該強制收治？誰有權力把人送進精神病院？有病沒病誰說了算？強制收治屬于醫學范疇還是司法范疇？相關各方暗戰猶酣。

　　在遞交給國務院法制辦的修改建議書中，民間公益組織“精神病與社會觀察”和“衡平機構”提出，作為強制收治的適用條件，“擾亂公共秩序”容易被濫用，應予刪除；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專業委員會則認為，這個概念過于寬泛，應予細化；來自中國醫師協會精神科醫師分會的專家則認為，草案確定的強制收治適用條件過窄，可能導致很多需要治療的患者得不到及時治療。

　　什么樣的患者應該強制收治？

　　>>爭議1

　　草案明確規定非自愿住院醫療措施的適用條件，即只有精神障礙患者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且有傷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擾亂公共秩序危險的，才能對患者實施非自愿住院醫療。

　　“擾亂公共秩序”容易被濫用

　　著名公益律師、深圳“衡平機構”負責人、《中國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報告》主筆人黃雪濤表示，“擾亂公共秩序”內容相當寬泛，《刑法》確定的“擾亂公共秩序罪”包含“妨害公務罪”“招搖撞騙罪”等28個罪名，《治安管理處罰法》確定的“擾亂公共秩序行為”則包含“破壞選舉”“追逐攔截他人”等20種行為。如果將“擾亂公共秩序”作為非自愿住院醫療措施的使用條件，無疑存在被濫用的可能。

　　國際標準無“擾亂公共秩序”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專業委員會秘書長、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李軒表示，由于“擾亂公共秩序”詞義的開放性和模糊性，常常被濫用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給予治安、刑事處罰的借口，如將“擾亂公共秩序”作為非自愿住院醫療措施的適用條件，應對這一概念予以細化。在有關精神障礙患者強制收治的國際標準中，并沒有“擾亂公共秩序”或“擾亂公共秩序的危險”這樣的條款。

　　采用“危險性標準”存在隱患

　　曾經參與起草《精神衛生法》的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副院長唐宏宇認為，草案對非自愿住院患者采用的完全是“危險性標準”，即只有當患者有傷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時，才能強制收治。其實精神病患者中有極端行為的并不多，我國現有1600多萬重性精神病患者，只有10%左右有“危險行為”，大部分是胡言亂語、不吃不喝、裸露、妄想等。現在的規定有可能導致這些實際上需要治療的患者得不到及時治療。

　　誰有權力把人送進精神病院？

　　>>爭議2

　　草案規定，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發生或者將要發生傷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擾亂公共秩序行為的，其監護人、近親屬應當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

　　監護人權力過大易出現惡果

　　黃雪濤認為，草案對非自愿住院醫療制度設計了監護人主導的原則，導致監護人權力過大。一旦進入收治程序，送治的近親屬就自動被視為監護人行使監護權。

　　這種親權對成年公民自決權的侵犯，不僅在法理上存在嚴重漏洞，現實中也出現惡劣的社會后果。“深圳鄒宜均案”“廣州何錦榮案”“南通朱金紅案”和“福建陳國明案”都因家庭財產糾紛，當事人被近親屬以綁架方式送往精神病院。黃雪濤建議，非自愿住院治療的患者，有權委托監護人以外的代理人，行使訴訟及異議權利。

　　醫生有時候無法認定監護人

　　唐宏宇表示，雖然監護人在民法中的定義已經非常明確，但在操作上確實存在一些問題，這也是此次草案中的難點。“患者被送過來，我們作為醫生，有時無法確認送他來的就是監護人。”唐宏宇說，民法通則規定精神病人的監護人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及其他近親屬，但如果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間存在意見分歧，法律沒有提供必要的解決手段。一旦爭議出現，就需要醫生做出選擇，這存在一定困難。

　　強制收治歸屬醫療還是司法？

　　>>爭議3

　　目前，我國立法將精神障礙患者的診治歸于醫學范疇，沒有把它歸于社會或是司法范疇，這與歐美一些國家的法律有區別。對于這一點，各方爭議非常大。

　　強制收治應當獲得法院準許

　　黃雪濤認為，草案規定精神障礙患者的民事行為能力由精神科醫生診斷確定，且在確定患者“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民事行為能力、設定監護人的環節上，采取去司法程序化的制度設計，“由醫生肩負社會倫理判斷和司法判斷，這是一個結構性錯誤。”黃雪濤說，這在事實上形成了由醫生替代法官宣告自然人的行為能力限制。

　　黃雪濤建議建立異議審查機制，即住院患者就非自愿住院治療問題，可委托代表人向第三方機構獲得司法授權。醫院對患者實行非自愿住院治療，應當在非自愿住院后一定時間內向法院提出申請，由法院作出是否準許的決定。精神科醫生可以作為專家證人參加庭審。

　　衛生部醫學倫理專家委員會委員邱仁宗認為，草案能否從根本上保護精神障礙患者權利并杜絕收治過程中的權力濫用值得思考，精神科醫生只能提供專業的診斷和建議，至于當事人是不是應該被強制收治，應該有相應的法律進行程序上的規定。

　　建議設立獨立的審核委員會

　　唐宏宇認為，精神病作為一種疾病，不論是自愿收治還是非自愿收治，其鑒定結果都是由精神科醫生做出的。從目前草案可以看出，對非自愿住院患者實行的是司法后置，即先治療，但有三道防止“被精神病”的關卡：如果經過醫院診斷不是精神病的，任何人不得限制其離開，原來是誰送誰接，這是最大的亮點；如果是，經過治療無需繼續在院內進行治療的，任何人也不得限制其離開；患者或者家屬本人對診斷結果提出異議，經過司法鑒定，是則繼續治，不是就放人。

　　唐宏宇建議設立獨立的審核委員會專門處理異議，這個審核委員會應由法律界人士、患者及家屬、一般公眾、專業人士等組成，其重點任務是審查執行收治的程序。

　　>>案例

　　金店老板被妻強送精神病院

　　45歲的福建人陳國明(化名)在南平經營一家金店，今年2月10日晚，他被妻子及岳父等四人強行捆綁，送往當地一家精神病院。其妻向值班醫生表示，陳國明“已經失眠兩年了，總是懷疑有人要害他，很沖動，還傷過人，毀過物”。

　　4天后，姐姐打聽到陳國明被送往精神病院，立即向當地派出所報案。警方介入后，妻子才允許給陳國明做精神病鑒定。但直到56天后，陳國明才從精神病院離開，“出院小結”上寫著：“患者目前無精神病癥狀。”陳國明出院后發現，不僅金店里價值400多萬的珠寶不翼而飛，自己股票賬戶上近80萬元也都被人套了現。

　　昨天，陳國明在接受本報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他目前已離開南平前往深圳，和妻子的離婚官司正在進行中，對于自己住院期間數百萬元財產不翼而飛一事，當地警方至今沒有立案。

　　陳國明說，和自己有利害沖突的妻子被認定為“監護人”、明明沒病卻被醫院強行收治、事發后索賠無門，現行精神病患者收治制度中的種種問題，在他身上都有體現。

　　《精神衛生法(草案)》出臺后，陳國明花了兩周時間潛心研究，準備結合自身經歷提出修改意見。（記者李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