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漢源古路村小學，校舍由竹籬圍成，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分布嚴重影響了窮孩子們所接受的教育質量。（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不平等的起跑線

　　超級中學的出現，很大程度成就于近年系列高考新政，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的機會，大多被各省最富競爭力的高中包攬。例如，全國十三所外國語學校，每年最優秀的學生都可直接保送進入北大清華。陜西超級中學調研數據顯示，2010年，北大清華在陜西自主

　　裸分考上北大清華的幾率越來越小。據來自北大招生辦的信息，2010年北大在某省招收的70名文理科學生中，只有10人沒有任何加分，其余60人則通過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性加分、保送的途徑邁入北大。他們絕大多數出自超級中學。

　　這是中國高中版的馬太效應，在高考系列新政的助力下，那些最富競爭力的重點高中實力越來越強，迅速升級為超級中學。絕大多數的普通高中與縣城高中，被遠遠甩在了后面。

　　這臺隱形的抽水機還在繼續高速運轉，向上抽離的垂直距離還在不斷延長。

　　“如果再晚生幾年，”仝十一妹說，“我家沒條件送我到縣城讀小學，我就沒有辦法考上縣城中學，更沒機會進衡水中學，進不了衡水中學，考北大？根本不敢想！”

　　教育學者楊東平眼下正在研究北京小升初之現狀。在他看來，這一義務教育的過程已然演變為競爭慘烈程度遠勝于高考的競技教育。

　　“這一被大大拉長的過程從一開始就把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了。”楊東平說，“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疊加了優越家庭的優勢，寒門子弟拿什么和他們競爭？靠什么改變命運？”

　　越來越窄的向上通道

　　在北大，陸銘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特殊：出身寒門，畢業于一所縣城中學，高考沒有加分。

　　過去幾十年中，高考向弱勢群體傾斜的補償性政策對象主要包括少數民族學生、烈士子女等。但較之特長生加分、自主招生加分、奧賽等加分，比例與力度顯然偏小。

　　對于陸銘來說，最有可能的加分是獲得省三好或省優干，但這些有限的名額往往更容易被超級中學及省級重點獲得。總之，陸銘沒有盼來這項可以決定自己命運的榮譽。最頂尖的考生之間分數往往只有一兩分之差，而省三好的加分是20分，省優干的加分是10分。

　　自主招生是2003年的高考新政，它賦予部分名校招攬杰出少年的自由裁量權，有機會通過這一途徑直通名校的，是超級中學與省級重點中學的學生。

　　在甘肅會寧這座以寒窗苦讀聞名的狀元縣做實證研究時，清華新聞學院09級本科生張曄遇上了一名垂頭喪氣的農村少年，這位被學校推薦參加自主招生考試的學生剛從考場上下來。“很多題目，他連看都看不懂。”張曄說。

　　自主招生的考題涉及面廣，往往是城市孩子才可能接觸到的事物，比如五線譜，比如殲十……

　　清華社科2010級的陳美詩則在自主招生考試中遇到了一道關于費孝通在哪里上大學的題目，她說：“我在進清華前連費孝通是誰都不知道，這題清華附中的孩子可就都知道了。”

　　藝術加分與寒門子弟更是絕緣。來自北京大學招生辦的資料顯示，最近五年北大招收的體育特長生絕大部分來自東部地區，七成來自大中城市，來自農村的只有6%；而藝術特長生，迄今沒有一位來自農村。

　　同樣作為農村孩子，出生于黑龍江的宋永亮遠沒有陸銘的學習稟賦與運氣。2002年，他從縣城中學考入了黑河學院，1999年高考擴招后，進入類似的普通地方院校是這所縣城中學學生最尋常的出路。

　　“高考擴招后，寒門子弟考大學不難，難就難在四年后，拿什么改變家族命運？”畢業之后，宋永亮旋即陷入就業痛苦。

　　其他同學的經歷也不相上下，有人至今還無力還清助學貸款。他們也大都出生于農村及鄉鎮，畢業于當地的縣城中學，家中日漸老去的父母還盼著他們從此改變一家的生活際遇。

　　楊東平對比研究了中國高考擴招前與擴招后，寒門子弟獲得優質高等教育機會的變遷。幾組抽樣調查數據均顯示，2000年后，省屬地方院校新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高達六成以上，而在重點研究型大學里，農村生源比例一路走低。北京大學的農村學生比例在1980年代達到頂點后一路走低，跌幅在1998年擴招后更加劇烈，眼下僅剩一成多。

　　北京大學副教授劉云杉將農村城市化的進度與農村生源考入重點大學幾率下降的速度對比分析得出，前者的速度遠低于后者。換言之，農村人口的減少，并非名校農家子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

　　“這意味著，中國高校擴招后，并沒有增加寒門子弟向上流動的機會，”楊東平說，“相反，普通高校文憑的市場競爭力在擴招后越來越弱，寒門子弟改變命運的難度越來越大。”

　　眼下，宋永亮在一間培訓學校做銷售經理，經過5年的奮斗，他終于可以住在北京五環外一間早上醒來可以看到陽光的出租屋。當年和他一起北漂的同學都回去了，在縣城，或周邊城市打工。“在北京，黑河學院的文憑，你根本不好意思拿出手。”

　　宋永亮熱愛北京。這座城市與他從未有機會上過的超級中學一樣，像抽水機般將最優質的資源、機會、人才與財富從四面八方抽離、集中。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這個國家過去二十載社會變遷的切面——稅制改革與國企改革使資源向城市集中，財政收入向上級集中，基層政府越來越弱，農村走向凋敝。

　　他的農村老家距離北京一千多公里，儼然是另一個世界，節奏緩慢，機會寥寥。馬路上，出現越來越多干脆放棄高考，游手好閑的小青年，帶著一種末世感追逐著當下；其他一些留守村莊或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們，他們保守本分，復制著父輩的命運。

　　他不喜歡籠罩著家鄉的失敗人生的氣味。

　　陸銘也回不去了。寒假回家，他與小學、初中同學的聯系越來越少，圍坐在這位清華大學高材生旁邊，那些在縣城工作或從外地打工返鄉過年的同學不知道該說些什么。

　　唯一一個共同的話題是：他們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仍然保有向上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