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國家周刊》：針對人口流動與遷移問題，人口計生委在這方面有哪些應對的措施？

　　李斌：針對這個問題，國家批準人口計生委專門設立了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司。我們的職責，第一就是掌握流動人口狀況，第二是提供流動人口的均等化服務。

　　由于在基層有比較廣泛的網絡，我們現在已經建設了一個全國流動人口數據庫，這個數據庫在獲取流動人口動態信息的作用上，是不可替代的。

　　例如，汶川地震、玉樹泥石流等重大災害發生后，我們可以通過這個數據庫，了解這一地區有多少實有人口，多少外出打工人口、多少留守人口等基礎信息。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我們掌握的這些流動人口動態的生存發展狀況，則可以為國家各部門制定相關政策，提供依據與基礎。

　　在流動人口的均等化服務上，我們按照屬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務的要求，提供包括生殖健康、優生優育、計劃生育的服務與管理，也包括對流動人口增長情況的管理。

　　《財經國家周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為經濟增長帶來了巨大動力。從供給層面看，大量勞動力遷出農村，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人力保障；從需求層面看，城鎮化帶來大規模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農民在市民化過程中大幅提升的消費。

　　但是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部分地區城鄉差距反而加劇，農民難以獲得真正的市民身份，同時也存在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您認為，近幾年中國的城鎮化呈現出怎樣的特點？如何才能進一步發揮城鎮化拉動內需的作用？

　　李斌：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城鎮化蘊含著巨大的內需空間，我國作為人口大國最大的內需在城鎮化，最雄厚的內需潛力也在城鎮化。當前，我國人口城鎮化發展現狀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國內需求的有效擴大。與工業化水平相比，人口城鎮化水平明顯滯后，2010年我國城鎮化率49.7%，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也低于約旦、烏克蘭等人均收入水平與我國相當的國家。

　　與土地城鎮化相比，人口城鎮化速度慢了約一倍，2000~2010年我國城市建成區擴張50%，但同期城鎮人口僅增長26%，城市建成區人口密度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2萬人/平方公里下降到現在的不到1萬人/平方公里。同時，跨區域、城鄉流動人口難以享受市民待遇，不利于城市經濟聚集效應的發揮和新的市場需求形成。未來20年，我國城鎮化仍將以較快的速度推進，2015年、2020年城鎮化率將分別達到53.8%、57.9%左右，城鎮人口依次突破7億、8億關口。

　　要保證城鎮化對擴大中國內需、促進經濟長期發展的作用，必須要積極穩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逐步解決符合條件農民工的城鎮落戶問題，對暫不具備落戶條件的農民工，也要著力改善公共服務和提供權益保護；要有序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加快流動人口的市民化進程。

　　《財經國家周刊》：推進主體功能區規劃，是“十二五”期間中國區域規劃與發展的重要一步。該規劃的順利推進，需要包括人口政策在內的一系列配套政策保障。針對該規劃，人口政策將采取哪些配套措施？

　　李斌：按照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要求，我們將優化開發和重點開發區域，制定和實施積極的人口遷入政策，鼓勵外來人口遷入和定居；在特大城市中心城區合理控制人口規模，探索通過產業轉移帶動人口向周邊地區分流的機制。

　　在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區域，我們將制定和實施積極的人口退出政策，建立利益補償機制，引導人口有序遷移。將人口流動現象作為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重要依據，解決好流動人口就業、就醫、定居、社會保障及子女受教育問題。

　　搭建人口與發展綜合決策系統

　　“經濟”是李斌在整個訪談過程中，多次提及的關鍵詞。這不僅源于她出身經濟學博士的專業角色，更是取決于人口對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發揮出越來越重要和基礎性的作用。

　　李斌認為，在以人為本的概念日益深入的今天，人應該成為經濟分析的“新起點”。在對中國人口未來形勢的認識上，在如何審視人口與經濟社會、宏觀調控千絲萬縷的關系上，李斌的視角與判斷，有著深刻的經濟學烙印。

　　《財經國家周刊》：您在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這一身份之外還有一個角色——經濟學博士。您2007年下半年開始在人口計生委擔任工作，看上去似乎離經濟學專業的路線越來越遠。您在工作中是一個什么感受？

　　李斌：這就涉及到一個對人口計生工作內涵如何體會的問題了。過去人們一提“計生委”，好像就是管老百姓計劃生育工作的。事實上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口計生委的工作，有了更深入和更廣泛的內涵，在我們的名稱中，“人口”二字不可忽略。

　　在人口計生委工作四年以來，我深深感到，越是從經濟的角度認識人口問題，越能發現人口這個系統自我循環的規律，它展現為數量、素質、結構和空間分布的宏觀系統。可以說，人口與經濟越來越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人口天然具有經濟性，人口問題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始終處于基礎地位，是影響經濟社會長遠發展的關鍵因素。

　　因此，只有從經濟的視角去看待人口問題，而不是只就人口看人口，才能認清中國經濟社會未來長遠發展需要怎樣的人口戰略與政策。

　　未來中國人口狀況對經濟發展方式的選擇，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過去，我們所熟悉的經濟理論分析，往往把“物”即商品作為邏輯起點，但實際上，家庭收入增長、家庭消費支出、居民儲蓄、勞動力就業、社會保障、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人力資本投入、住宅開發量及價格等，與人口息息相關的指標，早已成為影響市場運行和政府重大經濟決策的重要依據。

　　所以，應該說我現在的工作不是離經濟越來越遠了，而是越來越近了，越來越融為一體了。

　　《財經國家周刊》：從一名專業人士的角度，您認為，新的人口形勢將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產生哪些影響？

　　李斌：人是生產力之中最能動、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集中體現發展方式的生產方式、消費方式和分配方式都要與人口大國這一基本國情相適應。

　　如何調動與人有關的因素，來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具體來說，可以從生產、消費、分配這幾個環節來理解。

　　在生產方式上，應實現雙資源優化組合。充分利用人力資源，節約利用物質資源，形成在科技創新基礎上的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并重的產業結構。

　　在消費方式上，要倡導適度儲蓄、適度消費，建設節約型社會。低儲蓄、高消費和高儲蓄、低消費兩種方式都不可取。應當使儲蓄與消費保持合理比例關系，充分發揮內需優勢，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

　　在分配方式上，無論在初次分配還是在再分配過程中，都要兼顧公平和效率的統一。在我們這樣擁有十幾億人口、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發展不平衡的發展構架中，再分配只能做到低水平、廣覆蓋。如果初次分配不能統籌效率和公平，就會不斷拉大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加劇城鄉、區域、行業等不平衡問題。

　　《財經國家周刊》：從經濟的視角看待人口問題，書寫人口戰略的經濟賬本，這應該說是新的經濟增長和人口形勢下，中國人口發展戰略必須要達到的高度。與過去主要作計劃生育這項具體的工作相比，未來人口計生委面對的工作更系統、也更宏觀、更具長遠性。目前，人口計生委在統籌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方面， 有什么規劃？

　　李斌：我們正在建設一個人口與發展綜合決策系統，也就是一個以人作為出發點的宏觀決策系統。

　　人作為經濟活動的基礎，自出生之日起就在衣食住行、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等各方面，對社會產生需求。人口的變化，將對宏觀經濟、各個產業、土地能源等各種自然資源產生系統性的影響。

　　這個系統建成后，我們很多宏觀政策將有更加科學的依據來決策，例如建設高速鐵路的規模應有多大。這一問題實際上與人口流動性密切相關，涉及到流動人口平均里程、流動人口收入水平、流動人口出行在短途、中途、長途旅程之間如何分布等基礎數據與指標。這體現了人口總量、人口結構與人的行為的變化，同宏觀政策之間密切的互動關系；將人—這個微觀個體與宏觀決策聯系起來，從而提高我們國家各部門研究和制定政策的科學性、針對性和前瞻性。

　　(本刊記者馬若斌對本文亦有貢獻)

　　李斌簡歷

　　1954年10月出生于遼寧，中共黨員，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國家人口計生委黨組書記、主任，1982年吉林大學經濟系本科畢業，2004年吉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畢業，經濟學博士，研究員。歷任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長。2008年3月被任命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