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濟南10月12日電（記者王海鷹）莫言獲得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引起海內外的關注。他是如何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文學對他意味著什么？如何讓現下的讀者重新親近文學？在他的故鄉山東高密，莫言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專訪。

　　“對獲獎沒有太多期待”

　　記者：你是從什么渠道獲知得獎消息的？

　　莫言：向媒體公開前20分鐘，瑞典文學院的常務秘書給我打了個電話，通知我得獎的消息。

　　記者：在這之前你對這個獎有沒有期待？因為你的呼聲一直比較高。

　　莫言：沒有太多的期待，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渺茫的事情。全世界有那么多優秀作家，中國也有很多優秀作家，一年只頒一次獎，只頒一個人，我覺得好像排了一個漫長的隊伍一樣。

　　記者：聽說你小時候能背新華字典？

　　莫言：那時候書非常少，一個村子里幾本書了如指掌，為了看書，想盡了一切辦法，提前拿著自己僅有的幾本書去跟人家交換，人家不感興趣就幫人家干活，幫人家推磨、割麥子，換來閱讀人家藏書的權利。

　　后來附近十幾個村莊的書都看完了，你不要以為十幾個村莊有多少書，沒幾本書，頂多也就是二三十本，我當時覺得我已經是世界上學問最大的了，把周圍一個鄉的書全看光了，其實也就是十來本書，幾本經典著作。

　　后來實在沒書看了，就看新華字典，看新華字典也覺得蠻有意思，至于說倒背如流，那是太夸張了。就是讀得很熟，有時候甚至把新華字典的錯誤都可以找出來。

　　記者：那個時候你幾歲？

　　莫言：大概十來歲吧，因為我12歲輟學以后就沒有書可看了，天天在家里勞動。刮大風、下大雨不能下地勞動的時候，就躲到我們家的一個磨房里看這些書，翻來覆去地看。

　　記者：我很奇怪，你為何對書如此癡迷？

　　莫言：（當時）沒有文化生活，就覺得這個東西能把你抓住，能吸引住你。我們家的人實際上都愛看書，我二哥也是個書迷。我們家原來有一條門檻，當時農村沒有電，只有一盞小煤油燈。每天晚上這個煤油燈的火苗像一個黃豆一樣那么小，我母親在鍋灶上做飯，我們就一腳踏在門檻上看書。幾年之后，那個門檻竟然被我們弟兄兩個踏凹下去一塊。

　　“嚴肅的文學不可能是熱鬧的”

　　記者：那么，文學對你意味著什么？

　　莫言：我當年在這個地方是人民公社的社員，天天面朝黃土背朝天，勞動的時候，厭煩透了。這個地方這么貧困、落后，就夢想著有一天逃離，到外邊去看看世界，到外邊去過更好的生活。但當真出去以后，過了幾年，就開始懷念這個地方。尤其是當拿起筆來寫作的時候，更感覺到這個地方跟自己是血脈相連的。

　　在我早期的作品里邊，故事、人物，有的是自己的親身經歷，有的是鄰居的、親戚朋友的經歷，有的是聽老人們講過的故事，這是一批最原始、最寶貴的素材。這批素材成就了我早期的小說。當然了，繼續寫下去的話，故鄉也不斷地擴展，寫作的資源也不斷地補充、豐富。這就需要閱讀，需要到更多的地方去了解更大的世界，了解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事情。

　　記者：有不少評論說你獲獎是中國當代文學進入世界主流社會視野的一個重大的文化事件，也是一個巨大的奇跡。你對這樣的評論怎么看？

　　莫言：現在網上的評價五花八門，我最近也沒有看。我覺著我肯定是一個中國作家，我的文學是我們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個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覺得我沒有權力代表中國文學。當然，得獎會在一段時間內讓世界的目光更多關注中國當代文學，應該會發揮一些比較積極的作用。但這個作用也不可高估，因為文學是一個相對落寞的領域，不可能像電影或其他的媒體，能夠吸引那么廣大的觀眾。

　　記者：長期以來，受各種因素影響，中國人已遠離了文學，文學從上個世紀80年代的舞臺中心撤到了邊緣，純文學的讀者越來越少，你如何看中國社會對文學的疏離？

　　莫言：我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令人痛心的現象，但是如果你冷靜地想一下，就會發現這是正常的。

　　我記得20年前我讀過一篇前輩作家汪曾祺先生寫的文章，上個世紀30年代，好萊塢電影大舉引進中國，人們的業余時間幾乎都泡在電影院里，那時汪先生就對這個現象發表了一些很悲觀的議論，說這樣下去小說會沒人讀了。

　　我們現在的這種感覺，跟汪先生當年面對著好萊塢電影對小說的壓迫是一樣的，現在更多了，又有網絡、又有電視，但是我覺得嚴肅的文學作品，它不可能是熱鬧的，如果它特別熱鬧，它就不是特別正常。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文學熱潮，一首詩歌萬人傳誦，一部小說能夠引發一種社會性的轟動，為什么會那樣？因為中國經過了十年文革的文學荒蕪時期，突然思想解放，文學出來了，這個時候的文學，附載了很多不屬于它的功能，所以這種轟動是不可能持久的，是非正常狀態。

　　現在，很多人說小說會消亡，我覺得它永遠不會消亡。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而語言的審美功能是別的藝術作品所不能代替的。

　　看電影、聽音樂、欣賞美術，都可以得到審美的愉悅，但這些愉悅代替不了我們閱讀優美的文章時候那種感覺。語言的魅力，是永遠不會消亡的。

　　“估計‘莫言熱’最多一個月就過去”

　　記者：目前社會的浮躁風，無論是閱讀上的浮躁，還是寫作上的浮躁，都對文學構成了傷害，你如何評價這一現象？

　　莫言：從時間分配上來講，那肯定是一種侵占了。聽音樂聽多了，看書的時間必然就少，你在網上聊天的時間多了，你干別的活的時間必然就少了。現在娛樂方式、休閑方式特別多，肯定會擠壓很多文學閱讀時間。

　　我們小時候那種如癡如醉的閱讀，是因為沒有別的娛樂。

　　那會兒假如有一個電視機，我也不去讀小說，我也天天抱著電視機看。但是我相信當大家玩了一圈之后回來，也許有一天會重新抱起一本書，體驗一下這種古典讀書的樂趣。

　　記者：實際上你的獲獎，我覺得已經促成了一些人重新回歸閱讀。

　　莫言：我估計有一個月就過去了吧，甚至更短，然后一切又回歸正常。

　　記者：你的不少作品都拍成了電影，很多大家都比較熟悉。這些電影對你的個人創作有什么幫助？

　　莫言：電影和文學，實際上是一對互相依賴的關系。好的小說、好的文學作品是基礎，上世紀80年代開始，很多有名的電影都是改編自小說作品，這也是必須承認的。但反過來，如果一部小說改編成電影很成功，也會擴大這部小說的影響，也會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紅高粱》當年被張藝謀改編，第一次獲得國際上A級電影節大獎，反過來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擴大了《紅高粱》這個小說的影響力。后來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這樣。

　　記者：最后還有個簡單的問題，巨額的獎金大家都很關心，你準備怎么用？

　　莫言（笑）：我準備在北京買套房子，大房子，后來有人提醒我說也買不了多大的房子，5萬多元一平方米，750萬元也就是120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