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公車私用犯了公私不分的行政大忌

　　毫無疑問，有償使用使公車私用獲得了合法性的外衣，毋寧說這是一個惡劣的先例。一個不能踏破的底線是，公車就是公車，其唯一功能就是辦理公務時使用，絕不能在收費的名義下，成為公私兩用車。正如，公款就是公款，不能因為你付出利息，就可以挪用。公與私之間，橫亙著一條不可逾越、不能混淆的界限，即使貌似萬能的金錢，在此也絕不允許有縱橫捭闔的空間。

　　開放公車

　　即使廣州市政府的確秉持著某種善意開放公車私用，請問又怎么去界定公車私用？靠一個GPS就萬事大吉？又何以去保證，官員們有償使用的金錢來自自己的腰包？凡此種種疑慮，都在證明一個事實，開放公車私用有欠審慎，效果不明，負面效應巨大。除了讓官員們可以不必再有所顧忌地公車私用之外，其他都是未知之數。

　　若干年來的公車改革，所有的改革舉措在執行之前，都無不聲稱會節省多少多少錢，但一旦執行下去，是否真的就節約了公車成本，沒有人說得清楚。但反反復復的改革本身已經足夠說明真相，即使不能說盡數歸于失敗，至少也是理想難以與現實相匹配。而此次廣州開放公車私用，能否與眾不同呢，恐怕只有等待時間給出答案。

　　失敗或者成功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開放公車私用本身就是一條歧途。它似乎標志著，政府對于正常框架下的公車監管，已經喪失了進取的耐心，開始因“勢”而“利”導起來，打著收費的旗號，向公車亂象舉手投降。其中掩藏的巨大的倫理陰影是，仿佛只要收費，只要能節約公車成本，無論什么樣的措施，都可以拿來使用。

　　可是，節約公車成本只不過是公車監管的題中應有之義之一，遠非全部。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那開放公車私用，向所有人開放豈不是更好，那就不僅僅是節約的問題，而是盈利的問題。然而，我們能這樣做嗎？我們就守著公車與私車之間的界限，任何試圖混淆這種界限的舉措都將因公私不分而使行政倫理蒙羞。（紅網/張若漁）

　　因私出租不如直接打的 公車應該零容忍

　　公車可以有條件私用,這是廣州市有關方面在公車改革和管理上的一個“創舉”,看似約束了公車私用行為,給公車私用問題增加障礙,但實際上一旦實施,筆者以為只會“作繭自縛”。首先,這樣的規定根本就經不起推敲。既然是辦私事,既然都要付費,為什么不提倡官員打的出行?反而非得要占用公車資源?同理,既然公車可以以“付費”和“出租”方式改變使用性質,那么,為什么使用范圍還只是公務人員?普通百姓行不行?普通百姓也按照這個“付費標準”租用公車辦私事,為什么就不行?如此推理下來,上述規定依然只會讓人感覺到公車付費的結果依然是“肥”的個別人。

　　其二,歷史和實踐證明,約束公車私用的最好方式是“零容忍”。以國外先進做法來看,只有徹底杜絕公車私用,才有可能讓公車真正姓“公”。筆者記憶猶新的是,2009年7月媒體報道,德國衛生部部長烏拉施密特在西班牙度假時,其黑色奔馳座駕不慎被盜。因此她被指涉嫌公車私用,隨后被當地公眾冠以“丑聞”、“耗費公民納稅錢”等“罪名”,不僅面臨被質詢、被迫辭職的險地,而且還影響到所在黨的議會選舉的選情。這就是對公車私用“零容忍”的真正效果。總之,“公車私用付費”制度,從法理和道理上不僅說不過去,還給人以“放縱”問題之嫌。

　　還有一個具體的執行難的問題。公車私用要付費,看起來很美,實際上“不堪一擊”。使用公車的都是官員,單位的財務人員能據收嗎?這是一個很糾結的問題。如果先公車私用了,查不出來就白沾光,查出來之后才“補費”,反而逃避了監管和懲處,有沒有這種可能?還有,官員每次公車私用,還要統計好里程,可行性有多高?這樣的規定無疑是專門給公車私用者“開后門”!如此一個稍稍動動腳指頭都能知道的漏洞百出的規定,具體操作起來是很難的。（中國網/畢曉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