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有所居”不僅是現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需求，而且還是反映百姓生活狀態的晴雨表。

因生在農村，從記事起，我就從父母口中熟知了家中與房子有關的歷史：我的曾祖父性情剛烈，因不滿當地惡霸強占民山，便挑頭代表窮人與其打官司。豈知惡霸與官府相互勾結，官司從即墨縣一直打到了濟南府，雖然將自家的房子和地全部賣光，最后官司還是敗了，曾祖父被抓去蹲了幾年大牢。出獄后的曾祖父已是傾家蕩產，無奈只好領著一家老小到遠離村莊的深山里搭建了兩間小茅屋，依靠給廟宇看山護林，借以開墾幾分薄地養家糊口。直到我祖父年近不惑時，才在村后一處據說“風水”怪異的小山包前蓋起三間草房，一家人總算在村中有了一席之地。隨著我父親和叔父相繼成家，狹小的空間根本容納不了日益增多的人口，但在那種暗無天日的年代里，雖然一家人拼命勞作，卻仍食不果腹，哪里還敢作擴蓋房子的非分之想？后來實在住不開了，我父親只得另起爐灶，自己出來蓋房子。請不起工匠，就自力更生：每天上坡收工往家走時，順路到河床里揀那些大點兒的卵石給小毛驢裝上兩馱簍，然后自己再挑上一擔運回家來。如此這般日積月累，費了大半年工夫，才備齊了蓋房子的石料。為了籌備給匠人吃的饅頭，全家人一年沒沾點兒白面。那時正值抗戰時期，日本鬼子和活躍在當地的一支亦兵亦匪的“游擊隊”時常到村里騷擾，家中好不容易積攢下來的兩袋面粉也不敢放在屋里，因為如果讓鬼子發現了，就會說是給“游擊隊”準備的給養；而“游擊隊”見了，則又會污蔑是送給鬼子的慰勞品。到時候面粉被他們搶去尚屬小事，弄不好還有性命之憂。房子在兵荒馬亂中動了工，起屋的那天，正碰上鬼子和“游擊隊”在附近激戰，嚇得匠人們四處逃散……

1949年6月2日，青島的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翻身后的農民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一棟棟新房拔地而起。我家原來住的那個地方過去前不靠村后不靠店，與前面的大村和后面的小自然村均相隔數百米之遙，到了晚上四周漆黑一片，如同荒郊野外一般。但似乎沒用幾年時間，我家四周就被新房重重包圍。在農村里，房子為兒女婚嫁的基礎，它在婚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過去，不知有多少好小伙子就因為家窮蓋不起房子而不得不打一輩子光棍。“要飯吃得有個‘創（放）’棍的場”，這句俗語的背后，匯集了多少代人的切膚之痛！解放后集體統一規劃，每個家庭只要符合規定，所批給的宅基地都是免費的。因為有了這些優惠條件，再加上經濟狀況不斷改善，在我們那里，幾乎每對剛結婚的小兩口都能住上新房。此舉讓很多城里人羨慕不已，相比之下，因為缺少住房，許多城市中的年輕人那即將盛開的愛情之花，往往在房子的困擾中枯萎凋謝……

其實更大的變化還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很多青壯年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人們栽果樹、種茶葉、跑運輸、搞建筑……一時間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富裕起來的人們將多余的資金仍然投入到房屋建設之中，剛剛興起沒幾年的“將軍房”很快被二三層的“將軍樓”取而代之，而且其樣式、裝修不斷更新換代。你外墻搞水刷，我就鑲瓷磚；東鄰用花崗巖，西戶就貼大理石……“誰家富，比比屋”，一時間成了新的順口溜。“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這種曾讓上代人夢寐以求的生活目標似乎在眨眼之間便成為了現實。一棟棟漂亮的石頭樓如威武的儀仗隊般站滿了大街兩旁，讓每天進進出出的當地人滿懷豪情，讓從此經過的外地人眼紅耳熱。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的一位老師陪同中央電視臺的記者來當地拍攝風光片，車子在村前公路上行駛，記者看到路兩旁一棟棟漂亮的石頭樓，就問這是些什么單位？當得知這都是農民自己蓋的“將軍樓”時，記者頓時露出了疑惑的目光，處于新聞人的認真和敏感，非要司機停車下去看看，說耳聽是虛眼見為實。那位老師陪同記者一行隨便選了一戶人家進去。看著房內富麗堂皇的布置，面對憨厚樸實的男女主人，這位來自京城的記者大發感慨，表示自己雖然去過不少地方，采訪過很多富裕起來的新農村，但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如今的農民竟能住上這么好的樓房。

這種質的變化不僅僅是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個體現象，而是形成了極大的輻射面。如今，走進我們這里的每一個村子，都如同進入了城市：寬闊的街道潔凈平整，鮮花盛開，綠樹成蔭。地上再也見不到四處橫流的污水，耳邊再也聽不見嗡嗡亂叫的蚊蠅。入夜，明亮的街燈與月光相映生輝，讓那些想玩躲貓貓的孩童找不到藏身之處。網絡電視進入了每家每戶，昔日房頂上如桅桿聳立的電視天線早已不知去向，替代它們的，是一個個更加環保節能的太陽能熱水器。

兩岸關系緩和之后，我們村有位在海外呆了數十年的老先生回國探親。面對家鄉翻天覆地的變化，老先生感慨萬端。他說，在海外的這數十年中，因為誤聽某些不實宣傳，所以印象中的家鄉人仍住在過去那種風雨飄搖的“趴趴屋”里，過著半年糠菜半年糧的苦日子。誰知回來一看，除了山沒變，其他的一切簡直是天壤之別。老先生的妻子雖然已經去世，但他當年的老房子還在，只是早已被他的親生女兒翻新成了四大間新瓦房。驚喜之余，老先生索性回來定居，直到耄耋之年安逝于女兒的“將軍樓”中。

拿我自身來說，當年父母留給我的那棟用鵝卵石壘就的茅草房，隨著家庭經濟收入的提高，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就被我翻新成了“將軍房”，包括院子在內近400平方米，三口之家住在里面隨心所欲。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新世紀之初，我們夫妻倆又在小城里購買了商品房，全家興致勃勃地搬出去做了幾年“城里人”。因舍不得鄉村里那種愜意自在的生活環境，最終還是將“舊居”重新改造裝修，在村子里住了下來。

房子的變遷映射出了時代的進程，我的親身經歷告訴自己，這種變化，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