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令我們社交乏力？

    在當前急劇變革的社會時期，挖掘恐懼基因中的社會和文化因素更具普遍意義

    本刊記者／楊正蓮

    “沒有人能自全，沒有人是孤島，每人都是大陸的一片。”1623年，英國詩人約翰鄧恩 (John Dunn)寫下如此打動人心的詩行時，他已被身處上層的朋友們拋棄，并在疾病纏身和窮困潦倒中品味心靈深處的焦慮。

    社會交往本來是人類最主要的活動之一，但因而產生的焦慮和恐懼卻占據著許多人的心靈，以至于無法走出靈魂深處的那片孤島，甚至為此焦慮成疾。

    社交焦慮障礙的發展過程受多種因素影響，目前的研究在遺傳基因、氣質特征、父母影響、早期創傷、認知傾向等方面都有不少進展，而且多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也開始為人所重視。

    然而，這并不是問題的全部。社交焦慮障礙畢竟主要還是心理問題，在個人認知趨向現代思維的過程中，社會交往方式的變化將不可避免地打上時代的烙印。在當前急劇變革的社會時期，挖掘恐懼基因中的社會和文化因素，更具普遍意義：今天，我們到底為何會恐懼？

    滯后的人格心理

    竇文濤是香港鳳凰衛視的主持人，他主持的談話節目獨樹一格并頗受歡迎，但社交場合讓他很不自在。“實際上我們家的人都有點社交恐懼癥。”他在2010年11月9日播出的節目中坦承，“平常對我來說，哪怕是中間有不認識的人去吃飯，我這個心力的付出特別大，對我來說是個特別費勁的事。”

    竇文濤自認為是一個自閉的人。與竇文濤可以在職業角色中從容表現不同，許多人甚至因此影響工作升遷和日常生活，他們怕見陌生人、怕難為情、怕表現自我，甚至出現逃避行為。這種內向、害羞、自卑的性格特征，被認為與社交焦慮障礙關系極大。

    從歷史的眼光來看，謙虛、內斂和不張揚，這些人格特征恰恰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崇尚的社交規范。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的孔孟儒家文化，告誡人們“巧言令色，鮮矣仁”“禍從口出”“沉默是金”，要求“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

    這種文化代代相傳，甚至內化為民間諺語和口頭禪。在武漢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羅教講看來，這種不善于言辭、不善于交往、不喜歡展示自己的文化影響非常大，“甚至在我們對后代的教育中，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大學，一直都是這么走過來的，已經習慣于這種不表達自己意見的方式。”

    羅教講已經有30年的教齡了，他做過多年的努力想要調動課堂氣氛，鼓勵學生發言甚至可以不舉手隨時表達意見，“但是組織不起來，做不到，沒辦法”。

    近一百年來，中國社會中的人際交往方式經歷了多次變遷。從傳統中國重親情、崇禮制的交往，轉為“單位人時代”的“同志關系”“朋友關系”的平等交往，又轉為現在“陌生人社會”更趨復雜、更多手段、更富“工具理性”的人際交往。但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型塑出來的內傾人格特征，并不能立刻隨之轉化，并且不斷通過教育和民間潛移默化的影響，仍然深刻而廣泛地存在著，這種人格心理的滯后讓人們在變動的社會面前不斷遭遇尷尬。

    亦因此，接受了傳統文化教育的70后、80后、90后們，在走向社會時卻發現，情況已經變了：他們找工作時需要展示自己，職場升遷需要表達，官員提拔也需要去講演。

    “各種需要演講的場合越來越多了，如果言語表達不行的話連工作都找不到，對象也找不到，已經到了這種程度。”羅教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今天的中國社會要求人們能說會道，要求人們必須彰顯個性、表達自己，但語言表達能力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訓練出來的。“本來就缺乏訓練，對自己的語言表達不自信的人，現在卻要被迫拉出去接受競爭，這種壓力使得很多人產生畏懼感。”羅教講認為，“這里有一個社會人的要求和個人價值取向的沖突，引起人格上的矛盾，這個矛盾的結果就是社交恐懼。”

    但年輕人的壓力絕不僅于此。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實行的“一胎”政策，造就了許許多多的獨生子女。當他們在小太陽小皇帝般的呵護下長大成人后，社會卻開始質疑他們的“自我、自主”，質疑他們是否能夠擔當重任。

    “從文化心理上來看，從孔夫子開始就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思維誤差和幻覺了，實際上社會越來越好人也越來越強，只是人們的懷舊心理認為以前的好現在的不好。”羅教講認為，現在的年輕人所面臨的挑剔比前人更甚，“所以他們產生心理失調的可能更大，社會的發展讓人畏懼退縮。”

    成長的創傷

    北京安定醫院焦慮障礙門診韓海英博士在接診中感覺到，有社交焦慮障礙的人往往擔心別人對自己有不好的評價，非常關注別人的反應，“希望自己在別人面前表現得十全十美，不能讓別人嘲笑或批評”。一個不無巧合的事實是，有社交焦慮障礙的人往往都會有一個嚴厲的父親或母親，他們從小被嚴格要求并飽受指責，導致自卑心理比較強。

    北京海明心理咨詢中心的咨詢師陳麗甚至認為，今后一個相對比較長的時期內，中國人的心理問題會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而社交焦慮障礙是其中一種比較常見的問題。“你想想，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經歷了多少戰爭和動蕩，包括反右和文革的創傷，往上數個兩輩三輩的，每個家庭的父輩祖輩都有代際創傷。”

    這種心理創傷的直接影響是，人際關系緊張、扭曲、異化。尤其在反右、文革等非正常時期，兒子打爹，學生打老師，兄弟反目，夫妻互斗的慘劇屢屢發生，人們被迫要“懷疑一切”。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郭于華非常關注社會結構變化，她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認為，社交出問題很大的原因主要是信任結構出現了問題，“與信任結構瓦解密切相關，尤其是公權力的信任崩潰。”她說，“誰敢隨便相信誰？甚至是朋友、熟人都不敢隨便相信，這個是非常明顯的。”

    互不信任的后果是，相互交往越來越少，坦率的交流成為稀缺。尤其在當今房價飛漲，許多人居無定所，人員流動頻繁的背景下，人們被迫去面對不斷變化的工作、生活環境，還得適應快速變化的人際關系。

    “快社會”的稀薄交往

    “現在人的壓力大，父母顧不上孩子，老師也顧不上孩子，誰也顧不上誰，交流越來越少。”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務中心主任史占彪從事神經癥研究與治療多年，尤其令他感慨的是，眼看留守兒童越來越多，再加上連周末都要經常加班而忙到顧不上孩子的“假留守”，讓“本來應該是最好的老師、最安全的力量、最穩定的支持”的父母缺位。

    尤其是80后、90后的獨生子女，他們從小就缺乏跟同齡小伙伴交流的機會。“不管是情感交流，還是社交模式的學習上，這一塊都是會欠缺的。”陳麗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以前住在院子里面的時候，家家戶戶都是平房，抬頭不見低頭見，大家的交流機會更多，而現在隨著居住環境的改變，“高樓大廈可能使得這個病比以前相對多一些。”

    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應用心理研究所副所長劉興華曾經專門研究過社交焦慮障礙，他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一個愛好交往的家庭對小孩的成長會比較好，“但是這樣的家庭在大城市越來越少，現在的家庭不善于交往。”

    通訊和網絡的發展，看起來應該是人們社交的福音。尤其是最近十年，陪著互聯網一起成長的這一代人發現，在虛擬的網絡世界里，可以不用知道對方是誰，也無須在乎對方的表情、眼神和動作，陌生人之間的交往不僅更加容易，他們甚至還可以不跟人見面就能掙錢謀生。這本來應該可以幫助人們擴大交往范圍，使得交往形式更加多樣化，有助于克服焦慮情緒。然而，越來越多的人們沉溺于網絡卻疏于現實交往，這已經成為廣受關注的社會問題。

    科技、網絡拓展了人們的交往空間，但同時也讓人們開始回避面對面的交流。“在網上聊得很投機，往往下線之后和人交往的問題顯得更突出。”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郭于華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認為，虛擬社區不能替代實際的人際關系，“不是替代關系”。作為社會動物，人與人的直面交流是無法被替代的。